複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學者楊秋怡受訪認爲，全球生産網絡雖然爲發展中經濟體帶來了機遇，但也需要這些國家制定有效的國內政策和戰略。
本文轉載作者丨 王英良
楊秋怡是複旦大學發展研究院講師、複旦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博士、慕尼黑大學聯合培養博士、上海市發展改革研究院、複旦大學經濟學院聯合博士後。她的研究領域集中在宏觀經濟、增長政策、産業發展、科技創新等，曾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面上項目、上海市府研究中心決策咨詢項目等課題，研究成果獲“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博士論文獎”。
以下是訪談實錄：
問：全球生産網絡對以中國、巴西爲代表的中等收入經濟體的産業配置有何影響？
楊秋怡：全球生産網絡對以中國和巴西爲代表的中等收入經濟體的産業配置産生深遠影響。
中國在加入全球生産網絡後，實現了産業升級轉型和創新能力的提升。一方面，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吸引大量制造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轉移到中國。隨後，中國通過吸收外來投資、技術轉移和學習，逐步從簡單組裝加工向更加複雜的制造和技術密集型産業轉型。這種轉型促進了中國産業鏈的不斷升級，特別是在電子、汽車以及機械設備等領域。另一方面，在全球生産網絡的推動下，中國加大了對研發和創新的投資，使得如電信、高速鐵路技術等領域達到國際領先水平。通過政策支持和資金投入，中國逐漸發展出強大的國內市場，也爲高科技産業贏得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巴西在加入全球生産網絡後，資源依賴加深，工業部門緩慢發展。一方面，與中國的産業升級不同，巴西在全球生産網絡中主要依賴于其豐富的自然資源，如農産品、礦産和能源，這使得巴西在全球價值鏈中主要扮演原材料供應商的角色。這種依賴限制了産業多樣化，使得巴西經濟易受國際市場需求和價格波動的影響。另一方面，盡管巴西政府曾試圖通過各種政策推動本土制造業和工業化，如減稅、財政補貼等，但巴西的制造業較少參與到全球價值鏈的高端環節，經常圍繞簡單的加工和組裝活動，全球生産網絡中的競爭壓力和內部結構性問題限制了其工業的發展。
總的來看，全球生産網絡雖然爲發展中經濟體帶來了機遇，但也需要這些國家制定有效的國內政策和戰略，以優化其在全球經濟中的位置和發揮其産業潛力。
問：全球價值鏈如何影響發展中國家工業部門？
楊秋怡：一是在提供産業升級機會的同時，也帶來結構調整壓力。一方面，全球價值鏈提供了發展中國家參與更複雜、技術含量更高的生産活動的機會。通過與跨國公司的合作，發展中國家可以吸引外資，引進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從而逐步提升本土産業的技術水平和市場競爭力。另一方面，全球價值鏈也要求發展中國家調整其産業結構以適應國際市場的需求，導致某些傳統産業的萎縮或轉型。
這不可避免地加深發展中國家對外經濟依賴度、增加其經濟脆弱性。參與全球價值鏈往往加劇了發展中國家對特定出口市場和原材料進口的依賴，特別是在全球經濟或政治危機時，依賴于全球價值鏈的發展中國家可能會經曆出口訂單減少、外資撤退和就業市場壓力增大等嚴重問題。
二是帶來技術學習和傳遞的機會，以及創新瓶頸挑戰。全球價值鏈爲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技術學習的機會。通過與國際合作夥伴的合作，這些國家可以獲得新技術，提高本地生産的技術水平。當然，技術的真正轉移並非總是順暢，發展中國家往往只能獲得某些組裝或生産技術，而更高端的設計和研發環節仍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這也限制了這些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上升空間。
三是就業市場複雜度提升。初期，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可以在發展中國家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尤其是在制造業和相關服務業部門。長遠來看，這些就業機會的質量及其帶來的工資水平可能出現反複甚至下滑，特別是當工業升級非有效、勞動力培訓體系缺乏的情況下更容易發生。
問：政治變遷期間工業對發展的貢獻如何變化？
楊秋怡：以巴西爲例，政治變遷期間，工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經曆了顯著變化，這些變化與政府的政策、經濟戰略以及國內外經濟環境緊密相關。巴西的工業曆經起伏，從早期的快速工業化到後期的去工業化現象，再到嘗試重新激活工業部門的努力，總體來看，政治決策對工業發展有深刻影響。
軍事政府時期（1964-1985年），巴西大力推進工業化進程，特別是在重工業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這一時期政府采取保護主義政策，通過高關稅和進口替代策略鼓勵本土産業發展，使得工業生産大幅增長。同時，這種增長模式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外債和政府補貼，缺乏可持續性。民主恢複與經濟穩定化時期（1985-1994年），軍政府時代結束，進一步推動市場自由化和經濟開放。經濟穩定與社會發展時期（1995-2002年），聚焦于經濟改革和穩定，包括實行嚴格的財政政策和推動多項結構改革。左翼政府與社會政策強化時期（2003-2016年），工人黨的盧拉總統實行了一系列“家庭津貼”等社會政策，有效減少貧困和不平等，維持經濟增長。政治動蕩與經濟挑戰時期（2016至今），政府推行一些緊縮政策試圖複蘇經濟，聚焦于經濟自由化和市場改革，但在社會政策和環保方面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爭議，同時新冠疫情對巴西經濟和社會造成了巨大沖擊。
綜合來看，巴西工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受到了政治變遷和政策連貫性的深刻影響。早期的工業化帶來了快速增長，但缺乏後續支持和更新，未能適應全球化帶來的競爭和挑戰。在市場開放的背景下，工業政策的不連貫性進一步削弱了工業部門的發展。可以看出，政策穩定性、長遠規劃以及適應全球市場的策略是以巴西爲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未來産業發展的關鍵。
問：去工業化對巴西經濟結構的影響是什麽？對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經濟體）有何啓示？
楊秋怡：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工業部門在其經濟中所占比重下降，直觀上表現爲制造業就業人數減少、工業産出占GDP比重降低等，通常在一國經濟發展到較成熟階段，當服務業開始主導經濟活動時發生。
巴西在過去幾十年中經曆了過早的去工業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即在工業部門尚未充分發展到經濟轉型升級的階段、巴西尚未達到高收入國家水平前，制造業比重就開始顯著下降，尤其在羅塞夫政府期間（2011-2016年）尤爲顯著，當時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及其國內隨後的經濟政策加劇去工業化程度。隨著制造業的過早衰退，巴西的技術進步和生産力提升的速度和潛力受到限制，經濟現代化進程受到阻礙。同時，制造業提供的中等收入工作崗位減少缺乏高附加值服務業崗位接續，加劇了收入不平等和社會分層，導致經濟增長的不穩定和社會緊張。當然，近年來巴西政府也在通過教育和培訓、改善基礎設施、宏觀政策等方式複興制造業，有一些積極進展，但整體上挑戰仍然巨大。
對于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經濟體而言，應從巴西的過早去工業化經驗中得到以下啓示：一是重視經濟結構的多樣性。依賴單一或少數幾個經濟部門（如原材料出口拉動）可能使國家易受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制造業、服務業和高科技行業形成均衡穩定的經濟結構。二是保持工業政策的連貫性。由于軍事政變、政府更叠、經濟內外部沖擊、政策制定中的短視行爲、多利益集團、政策監督不足等因素，巴西的工業政策在過去幾十年經曆多次重大變化，影響FDI流入，阻礙技術創新和産業擴張。三是對研發活動增加財政投入和稅收激勵，提高政府在研發方面的直接投資，爲初創科技企業提供稅收優惠。四是促進企業、高等教育機構和研究院所之間的信息交流和技術合作。五是發展技術導向的教育政策，加強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教育。
問：經濟自由化如何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産業結構及其對國家發展的貢獻？
楊秋怡：經濟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的産業結構及其對國家發展的貢獻産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過程涉及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控制、開放市場、降低貿易壁壘、鼓勵外國直接投資和促進私有化等措施。這些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經濟效率、吸引外資、提升國際競爭力，並最終加速經濟增長，但最終效果較爲複雜：
積極影響：一是倒逼改革。經濟自由化下本國企業被迫與外國競爭對手競爭，促進了效率提升和質量改進，淘汰落後技術和生産方法，優質企業脫穎而出。二是吸引FDI。降低對外資的限制、提供稅收優惠和改善營商環境等自由化措施吸引大量外國直接投資。這些投資不僅帶來了資本，還帶來了技術、管理知識和新的市場機會，有助于本國産業升級。三是産業多元化。經濟自由化使得資源更有效配置到最優部門，發展中國家可以根據其比較優勢發展特定産業，減少過度依賴單一經濟部門（如農業或原材料出口）的風險。
負面影響：一是加劇經濟不平等。雖然自由化可能增加了總體經濟增長，但其利益往往不均勻分配，城市和沿海地區可能從開放市場中獲益更多，內陸和農村地區可能發展滯後。二是産業受損。在某些情況下，自由化導致國內未能有效競爭的行業受損，尤其是那些依賴政府保護的幼稚産業。快速降低貿易壁壘有時會導致大量失業和企業倒閉，尤其是在制造業等部門，處理不當可能導致過早工業化。三是加深本國産業外部依賴度。自由化可能使經濟對國際市場波動更爲敏感。依賴進口商品和外國資本的增加可能在全球市場不穩定時期對國內經濟産生負面影響。
問：新型邊緣工業主義（New Peripheral Industrialism）是什麽？在巴西和中國是否發生？對于國家發展有何影響？
楊秋怡：新型邊緣工業主義（New Peripheral Industrialism）是分析在全球經濟體系中處在邊緣位置的國家如何在全球化和國際分工的影響下形成和發展其制造業産業部門的理論概念。處于邊緣地位的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和産業結構一般有以下共性特征：一是工業部門往往集中在低技術、低附加值的生産活動上；二是高度依賴外資；三是出口導向；四是在技術進步和創新能力方面進展緩慢，在全球技術變革中扮演追隨者而非領導者。
在巴西，新型邊緣工業主義表現爲對基礎設施和重工業的投資，以及對自然資源的開發。這種模式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經濟增長，特別是本世紀初大宗商品繁榮期間。然而，這種增長模式並沒有導致經濟的多樣化或是向更高技術水平的轉變。相反，它加劇了巴西經濟對原材料出口的依賴，限制了工業的升級和創新。在全球市場需求下降或商品價格波動時，這種依賴性使經濟更容易受到沖擊。
與巴西情況不同，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相對更全面、均衡和多樣化。中國政府通過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和市場激勵，較爲成功地將一部分産業轉型升級爲高技術和高附加值産業。雖然在全球價值鏈中，中國的許多産業仍處于較爲中低端的位置，但已經在某些高科技領域如電信、高速鐵路和可再生能源技術等方面取得了顯著進步。
新型邊緣工業主義的經濟模式雖然可以短期內帶來就業和增長，但由于其增長模式的局限性，從長遠來看，如果不進行産業升級和技術創新，這種模式可能限制國家的經濟潛力，使其面臨産業升級困難、中等收入陷阱、社會不平等加劇等問題。尋找有效的産業政策和公共政策來突破新型邊緣工業主義的限制，實現産業多樣化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