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　輝

陳公博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陳公博是富于多變的人物。他早年參加中國共産黨，是中共一大代表，爾後脫黨而去，跻身國民黨行列，以“左派”自诩。後演變爲反蔣的改組派的代表人物，但不久又與蔣合流，是蔣的座上客。最後，他追隨汪精衛，叛國投敵，成爲中國的第二號大漢奸。探析陳公博一生變化多端的政治面貌和最終被釘上曆史恥辱柱的命運，無不給世人以深刻的沉思和警示。

1892年10月19日，陳公博生于廣州北門的一個官宦之家。1917年，他從廣州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後，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當時的北京大學正是蔡元培任校長時期，各方名師彙集，各種思想廣泛傳播。陳公博與同時代的人一樣承受著新思潮的沖擊和洗禮，吮吸著蜂擁傳入中國的各種西方思想。

1920年夏，陳公博結束了在北大的求學生活，帶著極不定型的新思想和急于施展才華的抱負，返回廣東，開始踏上政治舞台。在陳公博返回家鄉前後，廣東已成爲中國革命的中心：一方面，孫中山在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後，再次舉起“護法”旗幟，1920年10月從上海重返廣州主政，革命蓬勃發展。

另一方面，五四運動後的廣州，各種新思潮廣泛傳播，各種新刊物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掀起了一股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熱潮。在這種情況下，回到廣州的陳公博在時代潮流的沖擊下，開始接受和宣傳社會主義學說。1920年10月，他聯絡同學和一些進步知識分子創辦了以宣傳新文化、新思想爲宗旨的《群報》，陳公博任總編輯。《群報》一經正式發刊，便以嶄新的面貌大張旗鼓地宣傳社會主義新思想、新文化，在廣東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動，受到進步人士的普遍歡迎。

陳公博主編的《群報》，在廣東宣傳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爲中共廣州支部的建立做了思想理論上的准備。1920年12月，陳獨秀受聘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之職來到廣州，幫助廣州方面建立共産黨組織。在此之前，兩名蘇俄代表聯絡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建立了“無政府主義的共産黨”。1921年3月，陳獨秀與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等經過幾次醞釀，組建了新的共産黨廣州支部，譚平山任書記，譚植棠管組織，陳公博負責宣傳。共産黨廣州支部成立後，陳公博繼續任《群報》主編，在陳獨秀的指導下，開辟了許多專欄，宣傳馬克思主義。《群報》成了廣東地區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陣地。

此外，陳公博主持宣傳員養成所，招收進步青年入所學習馬克思主義，培養了一批具有共産主義理論知識的革命骨幹。陳公博還參與了黨的外圍組織，如廣州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組織工作。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陳公博作爲共産黨廣州支部的代表出席了會議。會議在討論黨在現階段的目標和策略時，特別是黨員能否當議員或到政府裏去做官等問題上，出現了分歧。這本來是十分正常的事，但陳公博卻視這種爭論爲兩面派互相摩擦，互相傾軋而“心內冷然”，從而導致“不由得起了待機而退的心事”。

7月30日，會議受到法租界巡捕的騷擾，只好改在浙江嘉興南湖遊船上繼續舉行。陳公博沒能出席在嘉興南湖遊船上舉行的中共一大的最後一次會議。

以參加中共一大爲轉折點，陳公博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熱情急驟下降，以至于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對共産主義學說的正確性産生懷疑和困惑，准備出國留學。正在陳公博“困惑”之際，1922年6月，陳炯明發動叛亂，炮轟孫中山的總統府，廣東局勢出現大變動。爲此，中共中央召開杭州西湖會議，決定聯孫反陳。會後，中共中央要求廣州黨組織斷絕與陳炯明的關系，但陳公博破壞黨紀，寫文章支持陳炯明，這理所當然遭到中央的批評，中央要求陳公博去上海，回答黨內的質疑。陳公博采取了與中國共産黨分手的態度。他寫信給陳獨秀，指責黨幹涉他出國留學，並且聲明，絕不受黨的羁束，接著他召集廣東共産黨組織會議，聲明他與中共中央決裂，不再履行黨的任務。從此，他脫離了中國共産黨，到國外留學。

1925年4月，陳公博結束了在美國的留學生涯，回到廣州，立即受到國民黨當局的重視。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恺約他面談，極力勸說他從政。最終，經廖仲恺介紹，陳公博在脫離中共三年後，又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再次登上政治舞台。

由于汪精衛和廖仲恺的信任和支持，陳公博加入國民黨不久，便擔任了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1925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陳公博任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主任和廣東省農工廳長，接著又出任中央農民部長兼廣東大學校長。1926年1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公博當選爲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地位顯著提高。短短幾個月，陳公博從一個剛剛入黨的新黨員，躍進國民黨核心領導層，這些都與汪精衛提攜密切相關。

1926年6月，北伐戰爭開始，陳公博成爲蔣介石的重要隨員隨軍北上。攻克武昌後，蔣介石委任陳公博爲湖北新政府的財政委員會主任兼政務委員會委員。稍後，陳又兼任外交部湖北省交涉員和江漢關監督。隨著北伐軍順利進軍，蔣介石的總司令部遷駐南昌，蔣將陳公博調至江西任江西政務委員會主任之職，主掌江西新政府大權。

隨著北伐戰爭形勢的勝利發展，1926年10月，國民黨中央決定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但蔣介石卻出于維護個人獨裁地位的考慮，提出要遷都南昌，于是國民黨內部左、右兩派圍繞遷都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鬥。陳公博受蔣之托，奔走各方，出謀劃策。基于當時蔣介石在政治上還處于劣勢，他勸蔣介石遷都武漢，並勸蔣，等過了危機，然後再想辦法。蔣考慮再三，接受了陳公博的“韬晦”之計。蔣一方面通電國民黨中央，同意遷都武漢，一方面改組國民黨中央黨部，由陳公博任代理組織部長。不久，陳公博由南昌來到武漢，很快成爲國民政府中的顯赫要人。1927年4月，汪精衛到達漢口，成爲武漢國民政府的首腦，陳公博再次靠向汪精衛，成爲汪在政治上堅定的支持者。

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後，同年7月汪精衛在武漢“分共”，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武漢國民政府反共後，陳公博隨汪精衛到南京，企圖“甯漢合流”。他們聯合南京國民政府中的桂系和西山會議派，逼蔣下野，但在成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的問題上與桂系、西山會議派鬧翻，汪精衛被迫返回武漢，在武漢與唐生智結合，成立武漢政治分會，與南京“特別委員會”相對抗。

陳公博則作爲汪的代表南下廣州與張發奎結合，打出“擁汪護黨”的旗號，與“特別委員會”相抗衡。1927年10月，唐生智的軍隊被桂系擊敗，汪精衛不得不逃到廣州與陳公博會合。爲了對付桂系和南京的“特別委員會”，蔣、汪又重新勾結，驅逐了在廣東的李濟深。“驅李”之後，粵、桂方軍隊在梧州一帶相持，中國共産黨人張太雷等乘廣州防衛空虛，舉行了著名的廣州起義。雖然起義被鎮壓，但“驅李”和廣州起義這兩件事情成爲國民黨內攻擊汪、陳的口實，指責汪、陳爲“准共産黨”。蔣介石乘機東山再起，將汪精衛和陳公博趕下台，1927年12月，陳公博被迫逃往香港。

不久，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陳公博來到上海，利用社會上對國民黨當局的不滿，提出“重新改組國民黨”的口號，准備在政治上東山再起。

1928年初，陳公博發表文章，出版書籍，全面闡述他的資産階級改良主義的思想，在國民黨內和社會青年知識分子中産生強烈反響。在一些粵方委員的組織之下，出版了幾十種刊物，大做宣傳。陳公博還創辦了《革命評論》雜志。在這個刊物上，陳公博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一整套“改組國民黨”的主張，希望恢複孫中山“十三條改組精神”。一時間，陳公博大出風頭，吸引了相當一批在大革命中迷失了政治方向的青年。陳公博在上海還發動創辦了大陸大學，爲“改組派”宣傳主張，培養幹部。

陳公博所鼓吹的主張及其改組國民黨的政治活動，引起蔣介石的不滿。《革命評論》和大陸大學先後被封，但它們爲國民黨“改組派”的形成，做了思想和組織上的准備。1928年冬，陳公博等宣告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總部”。“改組派”組織成立後，陳公博多方活動，與蔣介石形成尖銳對抗，掀起了“護黨救國運動”。汪精衛、陳公博聯絡各種勢力反蔣，造成軍閥大混戰和各種政治勢力相互傾軋。但經過幾個回合的鬥爭，陳公博領導的“改組派”敗下陣來，被迫解散。

“九一八”事變後，各政治派別又暫時團結起來，蔣、汪開始了合作。陳公博就任國民黨中央民衆訓練部長、行政院實業部長。蔣、汪雖實現了合作，但兩人的關系卻極其微妙。汪雖任行政院長，但陳公博認爲，行政院是“花落空庭，草長深院”，軍事、財政、外交等項大權，行政院無權過問。特別令陳公博氣憤的是，賣國條約《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的簽訂，蔣是主謀，而汪由于主持簽訂條約成爲全國衆矢之的。陳公博本人就任實業部長幾個月，卻無法履行職務，只能“酒杯澆盡牢愁在”。

1936年2月，汪精衛辭去行政院長職務，出國就醫療養，陳公博亦辭去了所有的職務，但仍留在南京，靜觀國內形勢的變化。同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蔣被囚禁，陳公博又活躍起來，主張對西安進行軍事討伐，置蔣于死地，並且要迎汪回國。1937年1月，汪從巴黎回到香港，陳公博等將他從香港迎回上海。但是令汪、陳感到意外的是，西安事變已經和平解決，中國即將進入一個新的曆史時期——抗日戰爭時期，但汪派對國民黨停止內戰、團結抗敵的方針十分不滿。在國民黨內部團結抗日外表下，潛伏著抗日與降日兩大分歧，新的矛盾必將在抗日戰爭中爆發。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蔣介石南京政府最終下定決心，抗擊日本侵略者，但同時他也想尋求通過外交途徑結束戰爭。1937年12月，陳公博以專使身份訪問歐洲各國，爭取意大利對中日戰爭采取中立態度。正當陳公博在歐洲開展外交活動之時，日本向蔣提出了“議和條件”。1938年1月，日本近衛首相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聲明，蔣介石對日本的條件心存顧慮，沒有接受。

但汪精衛、周佛海等“低調俱樂部”卻秘密與日本政府進行談判，簽訂賣國條約。這一時期，陳公博雖對中日戰爭也抱極度悲觀情緒，但還沒有參與汪、周等人的投降活動。1938年11月，汪告訴陳公博：准備離重慶，直接與日議和，陳公博大吃一驚，與汪爭論很久。不到一月，汪再次告訴陳公博：“中國國力已不能再戰”，“假使敵人再攻重慶，我們便要亡國。”此時，汪的代表已與日方代表在上海簽署了一系列協議，汪降日已成定局。

陳公博懷著極其矛盾和苦悶的心情在“走”與“不走”之間選擇。考慮再三，汪派小集團的私利在他頭腦中占了上風。他不能忍受與汪關系中斷帶來的痛苦和自己在蔣政府中處于受人歧視的難堪境地。他決定隨汪離開重慶。

此時，陳公博對投日仍有顧慮，不敢貿然行事，一直與汪處于若即若離的狀態。1939年8月，汪精衛在上海召開僞國民黨六大，陳公博不肯出席。1940年初，汪精衛的兩位死黨高宗武、陶希聖叛汪而去，並且在香港公布汪日密約的草案，給汪精衛致命的一擊。這使素以汪派小集團利益爲重的陳公博“憤憤不平”，他對汪精衛個人的“前途”表示“莫大的憂慮”，在別人的勸說下，陳公博終于決定叛國投敵。

1940年3月，陳公博到達南京，擔任僞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僞立法院長及僞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部長等職。3月30日，汪僞政權“還都”南京，他以僞立法院長身份發表廣播講話說，他們“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國家的，是要救回水深火熱的人民的”，跟著他們，“不但可以建設新的近代的中華民國，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

同年5月，陳公博訪問日本，希望日本對“國民政府”大力協助，調整汪日邦交。經過多次會談，日本表示：對于汪政府的承認，大致放在日汪基本關系條約簽字之時。同年11月，日汪基本關系條約正式簽訂，這個條約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賣國條約。陳公博不僅主持僞立法院通過了這個條約，而且還接二連三發表講話，厚顔無恥地稱頌該條約使中日兩國“以前互相敵對、互相猜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他在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四周年時發表談話，贊揚日汪基本關系條約的簽訂標志著“中國的獨立自由，不只已經恢複，而且已經確立”，他呼籲國人停止抗日，實現所謂的自由獨立和自強。

陳公博參與和策劃了汪僞政府的每一項重大決策，並擔任了重要職務，成爲汪僞政府的二號人物。1940年10月，僞上海特別市市長被刺殺，陳公博兼任僞上海特別市市長，同時還兼任各種高級職務，如“清鄉”委員會副委員長等。

1944年3月，汪精衛因病赴日治療。根據汪的提議，決定在汪治病期間，由陳公博代行僞國民政府主席之職，僞最高國防會議、僞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僞軍事委員會常務會議等，也都由陳公博主持。同年11月，汪精衛在日本一命嗚呼。

陳公博繼承汪精衛身前之職，任僞國民政府代主席。在“就職訓詞”中稱自己“被推負責于痛悼之余，不敢以才輕任重而輕改追隨主席之初衷，亦不忍在國步艱難之時而诿其責任，凡汪主席手定之政策，皆爲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汪主席生前之設施皆爲公博現在之設施”。旋即公布了他的僞五大“施政綱領”，把他的執政方針歸結爲“黨不可分，國必統一”。

1945年1月，陳公博開始“重整黨務”。因爲汪僞國民黨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部已形同虛設，很少有人專人負責。爲此，他分三步“重整黨務”：第一步，使已成立的各級僞黨部恢複活動；第二步，整理黨籍；第三步，選出出席僞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此時，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節節敗退，汪僞政權末日指日可待。7月，出席僞國民黨全國代表會議的代表選出百分之九十。8月，正當陳公博要召開會議之時，日本侵略者投降了。

抗戰勝利，普天同慶，但陳公博之流的大小漢奸深感末日來臨，慌作一團。1945年8月16日，陳公博主持召開僞中央政治委員會最後一次緊急會議，在慌亂中通過了僞國民政府解散宣言。

汪僞政權解散後，陳公博亡命日本，但不久在全國人民嚴懲漢奸的呼聲中，陳被押解回國。1946年3月，陳公博等被押至江蘇高等法院受審，盡管陳公博百般狡辯，但終究逃脫不了被送上斷頭台的命運。4月12日下午4時，江蘇高等法院再次開庭，宣判：“陳公博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死刑。剝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産，除酌留家屬必需之生活費外，沒收。”

本文爲《黨史博覽》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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