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末上映的新片裏，我只看了唯一有興趣的《白日之下》——除了先前不錯的口碑外，更重要的一點在于，這還是一部改編自真實事件的現實題材電影。

時至今日，再喊什麽“港片已死”早就沒什麽意義了，香港電影大起大落之後正在慢慢探索自己的新路，而肩負社會責任感的本片就是其中一種嘗試。

昨晚看完此片後，我還是比較滿意的，影片的敘事、人物以及故事線設計都還算不錯，能讓觀衆順暢得看下去，算是不功不過。

當然，《白日之下》最可貴的還是內容題材與提出的問題：對于那些缺少關懷和尊重的弱勢群體，到底是“有沒有”還是“好不好”重要？我們還能做些什麽？

《白日之下》的故事很簡單：報社接到了一起關于殘疾院舍“彩橋之家”虐待院友的爆料，記者淩曉琪假裝老人通伯的孫女潛入院舍，揭發了隱藏的非人道生活，以曝光殘酷真相、關停該院舍的代價，做了一件富有爭議的“好事”。

劇情和角色方面我就不多聊了，大家去看電影就都能明白……我打算直入主題，來聊聊影片所反映的最大困境：哪怕殘疾院舍虐待老人、殘害院友、性侵智障女孩，大家依然需要它、離不開它。

這個原因說穿了很容易明白：供遠小于求，幾乎所有人都默認了收容老弱病殘的院舍機構，可以擁有一些超出他們權以外的“權力”。

香港早已步入老齡化社會，養老院和殘疾院舍的數量遠遠跟不上需求量，申請入住公辦資助院舍，排隊排個10年到15年都不奇怪（比免費醫療還誇張）……

于是乎，大量像彩橋之家這樣僅僅擁有一張“豁免證”的私營機構，就成了填補市場空白的救命稻草，許多人都會把家裏需要照顧的“累贅”送進去，就算條件再差，都得排隊等空位。

是的，累贅，我看《白日之下》時印象最深的就是這個詞，影片裏已經明說了，那些生活無法自理的老人、殘疾人、智力障礙人士等等，都是累贅。

話雖難聽，但這就是事實——香港人的住宅環境本就狹窄，照顧上述那些弱勢群體更是難上加難，可人又不能不管……把他們甩給殘疾院舍等機構便成了唯一的選擇。

影片裏的通伯，是一個已沒有親友在世的老人，他就對這個現狀認識得無比清晰，具體表現是經常裝瘋賣傻，“在這種地方，糊塗比不糊塗更好”，所以他也是彩橋之家裏少數能夠怡然自得的人（姜大衛老了還是那麽帥）。

可是啊，接受現狀不代表能過得更好，私營機構的第一目標是盈利——老板和投資者只想收更多院友賺錢，對升級軟硬件設施、擴招護工、提高待遇則是能省則省，這就造成了在極端的工作壓力之下，院長和護工們做事也會越來越野。

護工阿琛爲了彌補自己打“白工”，會偷院友的奶粉去賣，護工芳姐爲了提高“效率”，會時常打罵院友，拿訂書針刺明仔，綁著老人們像牲口一般拉去露天沖洗……而涉事院友的家屬們，即便知道這些，通常也都只能忍氣吞聲。

做了不好的事，卻往往不會受到懲罰，這又進一步助長了護工們自私、粗暴的行事作風，形成了越來越糟糕的惡性循環。

能出現章劍華院長這樣的魔鬼，就是如此環境下的某種必然。

這個角色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不僅在于他性侵智障女孩的惡，更在于他身上混雜了善與弱的複雜（當然還有林保怡的精湛演技）。

與其他許多從事殘疾院舍工作的同行不一樣，章劍華是少數真心積極照顧老弱病殘的人，因爲他是個弱視患者，換言之，他自己就是需要照顧的弱勢群體之一，他擁有真正的共情力。

可也恰恰如此，當他把罪惡之手伸向更弱者時，才更顯出他知法犯法、知惡行惡是多麽邪惡和可恨。

但相比起痛罵、批判章劍華有多壞，不如多問一句，爲什麽這種早有劣迹的人，還能把院長的工作做到現在？

除了取證困難、家屬不願聲張、避免二次傷害、用錢庭外和解等辦理性侵案件常見的難點外，還有一個隱性因素存在：有人不願失去一個能夠經營殘疾院舍的“人才”，害怕打擊院舍護工們的“積極性”，所以章劍華可以在十多年裏，連換三家院舍都依然安然無恙。

在“服務有沒有、夠不夠”這個難題都遠沒解決的情況下，談“服務好不好”這個問題似乎還太奢侈……彩橋之家真被關停後，更多人是咒罵淩曉琪做了壞事，就連她都對自己的正義之舉産生了懷疑。

所以，我很喜歡影片結束時通伯對淩曉琪說的那句話：不要因爲做對了一件正確事情而感到內疚。

而這也是《白日之下》所表達的態度——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擁有”和“做好”之間不矛盾，我們不能因爲“好像什麽都改變不了”就放棄改變。

別忘了，影片所呈現的困境和難題是全世界共通的，我們自己也遲早、或者說已經在面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