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潘漢年被逮捕。5月19日，潘漢年的妻子董慧也被執行逮捕。6月26日，董慧被押入監獄，熬過了非常艱難的7年。

1962年6月，以“參與潘漢年內奸活動”的罪名，對董慧進行了結案處理。後來，董慧獲得了“免于追究刑事責任”的寬大處理，被安排在秦城監獄的家屬宿舍裏生活。

得知董慧出獄後，她在香港的兄長特意寫信，要她到香港居住，但被董慧拒絕。

董慧作出這樣的決定，是因爲她對潘漢年的感情很深。董慧認爲她必須要留在北京，爲丈夫潘漢年奔走呼籲。

那時候，許多人都認爲董慧這樣做不值得，甚至勸她和潘漢年離婚，並表示這樣一來就可以恢複她的黨籍和職位。對此，董慧堅決表示了拒絕，並冷笑著說：“爲了榮華？爲了富貴？我連生命也視若等閑了！”

一次，在和好朋友張麗敏聊天時，董慧提到了有人勸她和潘漢年“離婚”的事情，並爽朗地說：“就算我倒足了黴，也不應該撇下潘漢年一個人過；要享福的話，當年我就不會去延安了。”

在說這句話的時候，董慧的眼睛裏充滿了堅定。的確，對于董慧來說，如果不是有著革命信仰，她也沒有必要千裏輾轉到延安，參加革命青年的活動。那樣，她完全可以過上富足一生的生活。

1918年，董慧出生在香港一個愛國的實業家家庭裏，原名董奉然。董慧的祖籍在廣東，她的父親董仲維是香港總商會會長、道亨銀行董事長。可以說，董慧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一個千金小姐。

在董慧小的時候，父親董仲維認爲香港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教育制度有明顯的殖民教育痕迹，對于子女學習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十分不利。因此，董仲維將愛女董慧送到廣州求學。

在廣州培道中學求學期間，董慧受到進步思想的影響，內心開始追求進步，向往革命。

1937年，董慧從廣州培道中學畢業。隨後，在父母的支持下，董慧從香港出發，前往北平報考大學。

在北平考學期間，董慧恰逢盧溝橋事變。然而，董慧卻沒有返回香港，而是與流亡學生一起到了西安。

在西安，董慧考上了由北平大學、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國立北洋工學院等大學合並而成的西北聯合大學。

上學期間，董慧心中的愛國熱情高漲，主動找到了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要求報考延安的革命學校。

考核合格後，董慧不懼道阻且長，毅然踏上了前往延安追求革命真理的道路。在延安，董慧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參加了學習。

1938年1月，董慧加入中國共産黨。半年後，董慧轉入延安馬列學院，進行了學習。期間，董慧系統接受了革命理論的教育熏陶，更堅定了爲革命獻身的崇高理想信念。

8月，中國共産黨隱蔽戰線上的優秀戰士潘漢年，奉命從香港返回延安。10月，潘漢年受邀到延安幹部訓練班作了報告。

期間，潘漢年在講台上侃侃而談，董慧在台下和學員們則熱烈掌聲，表達了對潘漢年敬佩。這也是董慧第一次見到潘漢年。這一年，董慧20歲，雖然性格沉靜寡言，但出落的亭亭玉立，十分招人喜歡。

在幾天的授課過程中，董慧了解了黨在隱蔽戰線上曲折艱難、驚心動魄的鬥爭曆史。此外，董慧還知道了潘漢年的革命經曆，油然萌生了對潘漢年的敬慕崇拜之情。

此時，董慧和潘漢年之間並沒有更深一步的交往。然而，不久後，命運再次將他們聚到一起。

1939年，中共中央決定加強上海和香港地區的隱蔽戰線領導工作，便決定將潘漢年派回上海，從事秘密工作。

那時，考慮到潘漢年肩負的重要任務，組織決定給他配備一名機要工作者。經過篩選，選定了有著顯赫家庭背景的董慧。

因爲董慧特殊的家庭背景可以提供特別的安全保障，而她父親開辦的銀行，也可以爲她提供最佳的職業掩護，再加上董慧堅定的信仰和工作細致的特點，完全具備了一個忠誠可靠的地下黨員的全部條件。

很快，組織上便將董慧安排到中央社會部，擔任潘漢年的助手，協助潘漢年工作。

不久後，董慧奉命從延安出發前往香港，在潘漢年的領導下，以董家大小姐的身份，在道亨銀行當了一個小職員，實際上從事情報工作。

期間，潘漢年經常通過董慧 ，把黨的重要文件和秘密材料安全送到香港。每次出任務時，潘漢年都會千叮咛萬囑咐，悉心爲董慧安排好一切。對此，董慧十分感激。

那時候，潘漢年與黨內的其他同志和社會各界人士進行的聯絡交往，大部分是由董慧安排的，就連黨組織所需要的經費，也是由董慧經辦處理的。

爲了革命，董慧願意付出一切，就連她的家，也成爲了潘漢年開展工作的重要場所。有時候，潘漢年在董慧家裏約人見面，董慧便留心是否有可疑之人在附近活動。

在多年的革命過程中，董慧和潘漢年之間逐漸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41年，在潘漢年生日那一天，董慧將一套精裝的《資本論》送給潘漢年。對董慧送來的生日禮物，潘漢年十分珍惜。

1942年，潘漢年奉命撤到淮南根據地，而董慧依然憑借董家大小姐的特殊身份留在上海，繼續從事情報工作。

離開上海後，潘漢年對董慧十分惦念，于次年五月寫下一首詩，取名爲《五月寄慧》，其內容爲：“處處烽煙離恨天，孤燈獨坐覺春寒。山光館內當年夢，何日重逢續舊緣。”

年底，董慧來到淮南根據地短暫停留。期間，潘漢年向董慧表達了深切的關懷之情。在董慧離開的時候，潘漢年又情難自抑，賦詩一首，名爲《寒風曲》：“寒風吹曉日，大道鎖青霜。馬蹄聲聲得，方寸益惶惶。此別傷心處，無言淚幾行。”

次日，面對月光下的孤單影子，潘漢年一直喝酒到深夜，躺在床上久久無法入眠，又起身來到辦公桌前，寫了一首《別後》：“別後貪杯且抑情，醉鄉豈可托浮生。星殘月落天將曉，燭盡樽空淚有痕。脈脈相思難入眠，淒淒久別最傷神。恩怨滿腹難分說，不必千言苦字真。”

在這些詩篇中，無一不是表達了潘漢年對董慧的思念和愛戀之情。

1944年10月，特務闖進新知書店上海辦事處逮捕了一些人。想到其中有一個人和董慧有過聯系，潘漢年的心裏萬分焦急，一方面派人通知董慧轉移，一方面准備通過一個控制的漢奸進行營救。

在見到那名同志時，董慧表示事情並不嚴重，目前沒有什麽危險，並且已經和那個人割掉了聯系。聽說董慧臨危不亂，潘漢年心裏十分高興，也非常佩服。

1947年，在解除了由父母包辦的、名存實亡的婚姻後，潘漢年與董慧在香港結爲百年之好，成爲了一對情投意合的紅色伴侶。這一年，潘漢年41歲，董慧29歲。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潘漢年先後擔任了中共中央華東局委員、中共上海市委社會部部長、統戰部部長和上海市常務副市長等職，協助陳毅市長領導上海市的反特工作；董慧也在上海市統戰部參加了工作。

1963年2月，潘漢年以“刑釋管制分子”的身份走出秦城監獄，前往北京市南郊大興縣境內的團河農場，參加勞動。

得知潘漢年在團河農場後，董慧也趕來與丈夫團聚。在這裏，潘漢年每月領著200元的生活費，還被安排了一個小院居住。

在這個小院裏，潘漢年和董慧過上了相對平靜的生活，也比較自由。那時候，潘漢年和董慧在小院裏養了花、種了樹，到附近的河溝裏釣魚，還被允許進城去探親訪友。

對于這樣的生活，潘漢年和董慧都比較滿意，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對黨和政府這樣的處理心懷感激。

在多年的夫妻生活中，董慧對潘漢年有著很深的感情。在那段日子裏，董慧和好友聊天的時候，從來不掩飾這種感情。

因此，董慧和張麗敏提到有人勸她和潘漢年離婚時，在說完“就算我倒足了黴，也不應該撇下潘漢年一個人過；要享福的話，當年我就不會去延安了”後，又加了一句態度堅決的話：“好在沒有子女拖累，將來兩個老人死後，埋在一起算了。”

1967年，潘漢年與董慧再次被帶到秦城監獄，接受審查。1975年，潘漢年和董慧被安排到湖南省茶陵縣洣江茶場，參加勞動。

在這裏，因爲潘漢年和董慧的身體都不好，兩人得到了特殊的照顧。對此，董慧還幽默地說：“潘漢年的勞改任務就是照顧我。”

1976年10月，身患重病的潘漢年心中感念愛妻，寫了一首長詩《給董慧》，表達了這種感情：

“相愛成遺恨，奈何了此生。憐君猶少艾，爲我困愁城！昨日同生死，今朝半殘身；但求息怨恨，勉力覺新人；道路分明在，火星鑄忠魂。抗敵隱地下，十載爾同行；北上延安路，朝夕共苦辛；南旋千萬裏，悄然居海濱；六年留上海，解放更相親。倘有千般罪，當有風先聞；堪歎莫須有，一脈貫古今！沉冤二十載，欣聞四害平；翹首望雲天，何日見清明？”

1977年，潘漢年病情嚴重，被轉到長沙接受治療，董慧因爲身體不好，不能隨行照顧。對此，董慧十分難過。

在離開的時候，潘漢年使了很大的勁，對愛妻說：“我一定會回來的！”然而，潘漢年卻再也沒有回來。

4月14日，董慧接到潘漢年病情加重的消息，忍著雙腿的疼痛，趕到長沙醫院，見到了丈夫最後一面。

當天，在愛妻董慧的陪伴下，潘漢年病逝，享年71歲。

潘漢年去世後，董慧的家人從香港來信，勸她到香港生活，卻被董慧拒絕，她堅持要留在了洣江茶場，期待潘漢年平反昭雪到來的那一天。

1979年2月24日，董慧在湖南洣江茶場醫院裏病逝，享年61歲，最終沒有等到爲丈夫平反的日子。

1982年8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爲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通知》。在這個通知裏，推翻了強加在潘漢年頭上一切莫須有的“罪名”。

1997年7月22日，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國家安全部隆重舉行了重新安放潘漢年和夫人董慧骨灰盒的儀式，實現了董慧在死後與丈夫潘漢年埋在一起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