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個殘酷現實，中國雖然疆域廣大，卻並非“物産豐富”，耕地面積僅占全球的7%，卻養活了全球21.5%，14億人口。

理論上講，這兩組數字非常不對稱，但中國偏偏實現了，還不算“奇迹”嗎？

能有這樣的奇迹，華夏兒女要感謝一位明朝人，他是“商之大者，爲國爲民”的典範！

華夏素有“南稻北麥”之說，這話流傳數千年，稻、麥看似主糧，現實中卻難以餵飽，甚至“難以糊口”億萬百姓。

尤其十年九旱（澇）的古代，即便處于盛世王朝，“餓殍遍野”才是正常現象。

遇到災年，老百姓吃什麽？

沒吃的，老百姓就要垂死掙紮，這大概就是“曆代起義軍”的形成原因！

有文化的朋友或許會想到“玉米”，這東西産量大，古人多拿它糊口。

這話倒也不假，但災年裏連玉米也沒有，老百姓吃啥？地瓜！

今天的“地瓜”早成了一種小零食，它的名字因地域而異，地瓜、番薯、白薯、紅薯等不類勝舉。

地瓜雖然不是主糧，卻拯救了400多年來“數不清”的普通百姓，重點是：“地瓜”並非華夏産物，它是什麽時候傳入中國的？這就引出了一段傳奇故事。

400多年前的明朝正處“地理大發現”時代，西班牙的航海大帆船往返太平洋兩岸，多以“呂宋”（今菲律賓）爲始發點。

當時的中國處于明朝中後期，老百姓在貧寒饑苦中努力掙紮，那時“呂宋”一樣貧苦。

兩地百姓的區別在于,“呂宋人”雖苦卻不至于餓死，“明人”則命懸一線。

或許誰也沒有注意到，1543年的明朝福州府長樂縣出生了一個男嬰，以後他將偷天換日，拯救400余年的老百姓，這人名叫“陳振龍”。

起初的“陳振龍”沒什麽名氣，雖然出生于書香門第，也曾勤奮好學，但到了二十歲也沒考中功名，一氣之下投筆從商。

古有“士農工商”的階級劃分，那時的“商人”有錢還好，沒錢者幾乎沒有社會地位。

曾一直讀書的“陳振龍”選擇經商，這種行爲可不是“離經叛道”就能形容的，因爲受不了流言惡語的無端攻擊，陳家索性搬離故土，從此正式踏上了經商道路。

別以爲“搬家”就沒人說閑話了，陳振龍仍舊躲不開流言蜚語，也是溫順性格所致，逼得他爬進別人家的商船，選擇去“呂宋”逃避。

古有“故土難離”之說，陳振龍身在海外，怎會不想家呢？

尤其聽說明朝出了天災人禍，陳振龍的心揪成一團“家人們有沒有吃的？”

這可不是“陳振龍”胡思亂想，兒時的他親眼見過，經曆過“餓殍遍野”，那段可怖記憶令他終身難忘，擔心家人“有沒有吃的”是很現實的問題！

雖然這麽想，但身處海外，“陳振龍”也是有心無力，他該怎麽辦？

有了這份擔心，陳振龍開始注意起“呂宋人”的吃食，他發現當地人多會種植一種自己從未見過的農作物，名曰“朱薯”。

後經觀察，陳振龍發現“朱薯”耐澇耐旱，特別容易存活，關鍵是：“朱薯”産量大的驚人，果實不僅味道香甜，而且“生熟可食”，一兩個就能讓人吃飽！

這種農作物恰似“不用伺候”的懶莊稼，爲呂宋人節約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去做其他事。

陳振龍想“如果中土有朱薯，百姓何至食不果腹，何懼天災饑荒？”

此時的陳振龍萌生了“將朱薯帶回中國”的想法。

這種想法很單純，因爲那時的福州非旱即澇，兒時的陳振龍見過太多餓死路邊的老百姓。

爲了家人不再挨餓，陳振龍決心“將朱薯帶回國”；想的挺簡單，哪有那麽容易？

下定決心後，陳振龍開始刻意接近當地農戶，同行夥伴十分不理解“在商言商，陳振龍不琢磨怎樣做生意，反和貧寒農戶混在一起幹啥？”

同伴也是中土商人，當陳振龍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他們後，非但沒人理解他的心懷天下，反激烈嘲笑起這個年輕人，說他“種地去吧！”

這種嘲笑並非毫無根據，當時的“呂宋”是西班牙殖民地，爲了利益，當局嚴禁朱薯外流，陳振龍的想法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

商人追逐利潤，講究“和氣生財”，明知朱薯犯忌，誰又敢主動靠近？在其他同伴眼中，陳振龍壓根不適合經商！

陳振龍卻是倔得很，不顧他人規勸，執意要將“朱薯”帶回福州。

陳振龍也未蠻幹，在行動之前，他時常獨自混迹于“呂宋”的田間地頭，暗暗觀察朱薯的種植方法。

很快的，陳振龍逐步掌握了朱薯的種植方法及習性特點，下一步就是將其帶出“呂宋”。

“帶出呂宋”難如登天，當時的西班牙人管控十分嚴格，帶朱薯入關卡就算走私，抓到甚至要殺頭，陳振龍的計劃好似癡人說夢。

但是，想起故土百姓因饑餓而受罪，陳振龍堅持冒險一試。

陳振龍發現不僅朱薯可以種植，就連一小截青藤也能生根發芽；重點是，朱薯藤看似雜亂，形態容易隱藏。

第一次，陳振龍將一段朱薯藤藏在行李中，經過關卡時強壯鎮定；遺憾的是，這段朱薯藤被西班牙人發現了。

當時的陳振龍嚇得魂飛天外，爲留性命，他一口咬定“不知道朱薯藤怎麽誤進行李簍的”。

第一次有驚無險，陳振龍抱著僥幸心理計劃第二次“攜藤過關”，這次做了充分准備。

陳振龍掏空心思想出一個好辦法：他將一根竹竿掏空，裏面塞入朱薯藤，然後將此竹竿當作扛擡行李的扁擔。

按理說，“扁擔藏藤”的辦法稱得上巧妙，可終究沒能逃過西班牙人的嚴密盤查。

這次沒那麽幸運了，陳振龍鈴铛入獄，同時有些後悔“帶朱薯回福州”的做法，難道老天不允許中國存在這種食物？

但想起正在忍饑挨餓的福州百姓，陳振龍排除雜念，遂堅定了自己的計劃。

可如今的陳振龍身處牢獄，急的他好似無頭蒼蠅，眼前要緊的是：怎麽保護性命，如何脫獄！

陳振龍腦筋活絡，用身上僅剩的銀兩活動獄卒，這才得以聯系上獄外同伴。

幸得同伴出手相救，數位商人聯手拿出大把銀錢上下打點，陳振龍終得自由身。

有了這次教訓，以後的陳振龍不會再折騰了吧？

出獄後，同行的幾位商人紛紛埋怨陳振龍，勸誡他不要再做這種“要命的勾當”。

往日溫順的陳振龍，此時卻一反常態，他說“天降災禍與人間，放眼百裏，野皮淨食，路有死骨；有薯如此，淨數何人？”

說這話時，陳振龍渾身散發出耀眼光芒，就連同伴商人也被他震撼；同伴商人們選擇加入陳振龍，大家同心協力，誓要將朱薯帶回中國！

明萬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陳振龍將一小段朱薯藤用油紙包好塞入竹筒，然後用繩子系在船舷上，這只竹筒漂浮在水面上，隨船過關。

這裏有些爭議，另有說法：陳振龍將朱薯藤編入麻繩，一路打點關卡守差，這才得以順利通關。

不管怎麽說，陳振龍終于將“朱薯藤”帶出呂宋。

經過7天7夜的海上顛簸，“朱薯”終于抵達中國；登陸後的陳振龍長出一口氣：“朱薯”能在華夏大地上生根發芽了吧？

當年六月，陳振龍向福建巡撫禀述：朱薯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請求官府大力推廣種植。

說的簡單，福建巡撫卻犯了難，別看一根小小的朱薯藤，其中牽扯的問題、利益極其深遠。

眼見巡撫猶豫，陳振龍再三強調“朱薯産量高、易種植”等好處。

巡撫知其冒死才將這種“外來農物”帶回，雖感陳振龍之心，卻不敢輕易推廣種植朱薯。

陳振龍心有不甘，自己冒著生命危險將朱薯帶回中土，如今官員阻止，自己的一番心血不就白費了？

懷揣不甘，陳振龍攜子與自家後院“紗帽池”（今福州台江達道）邊地上試種朱薯；史載“不及四月，啓土開掘，子母鈎連，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棗，食可充饑”。

同年十一月，陳振龍之子陳經綸將自家試種的朱薯呈給巡撫驗視，終得批表“准饬各屬，依法栽種。”

事也湊巧，明萬曆二十二年，福州大旱，福建巡撫下令：大面積推廣種植朱薯以抗災。

這場天災後，福州百姓稱朱薯爲“金薯”，以後的事還用細說嗎？

有了大災驗證，“朱薯”水到渠成般的推廣至全國各地。

傳播中，各地又給起了新名字，即今人熟知的“番薯”，意爲：番國之薯。

明末時，不知什麽原因，“番薯”在北方地區並未深入推廣種植，時有“李自成”率饑民揭竿而起。

約在清康熙年間，長樂東山村範母發明“鐵卷薯刨”，也就是現今老輩人熟知的“番薯擦”。

簡單解釋，“番薯擦”是將番薯刨成薯絲，曬幹後貯存，如此百姓一年四季都不會挨餓，後世又衍生出一類民間美食。

時至清乾隆二十一年，河南、河北等地開始種植“番薯”，1786年，乾隆帝親下诏書“廣栽番薯以爲救荒之備”。

至此，長江兩岸、黃河南北都出現了“番薯”的影子，明末農學家徐光啓還曾總結出“番薯十三勝”。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陳振龍的後世子孫繼承先祖遺志，遂將“番薯”的傳入、試種、推廣、栽培、防蟲、貯存等編繪成冊，取名《金薯傳習錄》。

據史記載，康熙盛世時，中國人口達到了九位數，“以億計口”。

某種角度看，“康乾盛世”也是“番薯盛世”，後世400余年中，百姓爲紀念陳振龍的功績，特在福建烏石山上立起一座“先薯亭”。

古有陳振龍，今有袁隆平，這兩位先輩堪稱“農家聖人”；二聖在天有靈，今之盛世，可否如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