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是非常不容易的。原本，按照1954年頒布的《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爲四年的規定，四屆人大應在1968年底或1969年初召開。

然而，由于特殊的環境，導致四屆人大多次延期，遲遲不能召開……

1970年3月8日，毛主席經過長期考慮，向中央提出了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意見，並提出了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

當天晚上，毛主席便派汪東興前往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正式傳達了他的意見。

經過討論後，參加會議的政治局成員一致擁護毛主席的意見，並商定了組成工作班子的成員，立即開始進行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

爲此，在隨後的日子裏，周恩來總理連續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屆人大代表名額和選舉的決定》《關于修改憲法問題的請示》等文件，並講這些文件呈遞給毛主席。

看到這些文件後，毛主席表示同意。

3月中旬，在召開的由中央及地方黨政軍負責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對毛主席提出的意見進行了討論。

討論的結果是：大多數的參會者都表示同意毛主席關于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然而，也有不少人提出，希望毛主席能夠重新擔任國家主席。

後來，在詢問林彪副主席的意見後，林彪表示：“毛主席當國家主席。”

4月，周恩來總理再次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林彪的意見。這次，在林彪的影響下，多數政治局成員同意仍由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

得知這個討論結果的時候，毛主席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

隨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再次提出了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並在講話中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當孫權。”

後來，由于國內國際環境的變化，中央計劃在8月下旬召開中國共産黨九屆二中全會，在9月舉行四屆人大一次會議。

8月23日，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在這次會議上，毛主席識破了陳伯達和林彪一夥的陰謀，指出不要再提設國家主席的問題。

最終，在毛主席的力挽狂瀾下，挫敗了林彪集團向黨發起的有組織、有預謀的進攻。

9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公報發表，公布了要召開四屆人大的計劃。然而，在得知那些人並沒有誠心檢查的時候，毛主席認爲在廬山會議上暴露出來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在這種情況下，四屆人大的准備工作也在事實上被擱置下來。

1971年8月，周恩來總理就四屆人大召開的時間，向毛主席作了請示。

接到周恩來總理的請示後，毛主席綜合考慮了當前情況，提出了可以在國慶節後召開四屆人大的意見。

當天晚上，周恩來總理便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毛主席意見。

經過討論，大家一致同意會期安排在國慶節後，太擬定了籌備小組成員，要求他們做好各項籌備工作。

爲此，周恩來總理多次召開會議，主持討論了《政府工作報告》的草稿，進行了修改。

9月10日，就修改後的《政府工作報告》，周恩來總理寫信給毛主席，彙報了進度。

在信中，周恩來總理告訴毛主席，已經寫出了初稿，擬從11日起由政治局確定幾名成員以10天時間改好，送給毛主席審閱。

在這封信中，周恩來總理還就國慶節前召開九屆三中全會、補選幾名中央委員等事項，向毛主席作了請示。

看完周恩來總理的信後，毛主席十分高興，並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都同意。還要補選常委。”

9月12日晚，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主持討論將在四屆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稿時，周恩來總理接到了汪東興的電話，說毛主席已經回到了中南海。

對此，周恩來總理雖然感到十分詫異，但由于主持《政府工作報告》稿的討論比較緊急，也就沒有多想。

然而，當晚22時許，周恩來總理又接到了駐北戴河的中央警衛部隊負責人打來的電話。這時，周恩來總理才感覺到了事態的嚴重，並立即作了部署。

9月13日，林彪逃跑後，中央開始處理善後事宜。因此，四屆人大召開的時間，不得不再次延遲。

1973年8月28日，中國共産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隨後，召開四屆人大的問題，被重新提上工作日程。

爲此，周恩來總理再次向毛主席彙報了有關四屆人大的籌備事項。

9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總理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四屆人大的各項准備工作。

會後，周恩來總理將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討論情況，向毛主席作了彙報，並對毛主席說：“這些程序如果進行得順利，四屆人大正式會議開五六天就能解決問題。”

10月，周恩來總理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基本通過了《政府工作報告》稿。

不久後，全國各地、各單位出席四屆人大的代表們，也陸續被協商選舉出來。這時，四屆人大會議的主席團和人大常委會的人選，也擬出了初步草案，就等著提交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

然而，就在這一切都即將准備完畢的時候，公安部部長李震卻在任上身亡，卻在一時間很難查明李震身亡的真正原因。

這一重大事件，直接影響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加上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聲勢浩大的“批林批孔”運動，導致四屆人大的會議時間被又一次推遲。

然而，考慮到自己的身體狀況，毛主席心裏一直放不下延遲多年的四屆人大。

1974年10月，毛主席圈閱了《中共中央關于准備在最近期間召開四屆人大的通知》，並提出了“現在，以安定爲好，全黨全軍要團結”的意見，並表達了中央內部應該團結一致，以便在近期順利地召開四屆人大的希望。

毛主席的表態，爲四屆人大的召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2月23日，在四屆人大的主要人事安排和《政府工作報告》的起草都已完成後，周恩來總理拖著病重的身體，帶著中央的委托，乘坐飛機來到湖南長沙，向毛主席進行了彙報。

交談時，毛主席當著王洪文的面，說：“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隨後，毛主席又對周恩來總理關懷道：“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後，你安心養病吧！國務院的工作可以讓小平同志來頂。”

12月26日，在81歲生日這一天，毛主席特意將王洪文派往韶山“參觀”。在沒有王洪文在場的情況下，毛主席和周恩來總理作了一次單獨長談。

交談中，毛主席對周恩來總理提出了學習無産階級專政、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等指示，並和周恩來總理一起審定了四屆人大的各項人事安排。

1975年1月13日，有2885位代表出席的四屆人大，在北京舉行。

這次大會，選舉了由218名代表組成的主席團。會上，周恩來總理作了政府工作報告，張春橋作了關于修改憲法的報告。

經過討論，全體代表一致通過了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于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

此外，會議選舉時年89歲的朱德，爲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董必武、宋慶齡（女）、康生、劉伯承、吳德、韋國清（壯族）、賽福鼎·艾則孜（維吾爾族）、郭沫若、徐向前、聶榮臻、陳雲、譚震林、李井泉、張鼎丞、蔡暢（女）、烏蘭夫（蒙古族）、阿沛·阿旺晉美（藏族）、周建人、許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女）、姚連蔚爲副委員長，常委會委員143人。

會議決定，任命周恩來爲國務院總理，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女）、王震、余秋裏、谷牧、孫健爲國務院副總理。

在四屆人大召開前夕，周恩來總理向毛主席遞交了一份人大代表名單，請毛主席審閱。然而，在看到這份名單的時候，毛主席一改之前認真審閱的習慣，說：“不看了，但是我想起兩個人，一個是錢學森，一個是侯寶林，請你查查人大代表裏有沒有。如果沒有，就把他們補上。”

毛主席的話，體現的事對周恩來總理的極大信任。同時，也體現出了毛主席對錢學森等爲新中國的科技事業努力的科學家們的關懷。

對于毛主席的關懷，錢學森的心裏非常感激。晚年，在回憶起毛主席的時候，錢學森說：“每一次都給我指明了繼續前進的方向，每一次都給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産黨給的。”

錢學森之所以會這樣說，是因爲在他回國後，先後受到了毛主席的6次接見。每次接見，錢學森都在毛主席那裏有所收獲，對錢學森産生了極大的鼓舞和激勵。

1955年，錢學森在美國接到了允許回國的通知。

在離開美國之前，錢學森向他的恩師告別時，馮·卡門教授對他說：“現在，你在學術上已經超過了我。”

那一刻，錢學森的心裏非常激動。這個激動不是因爲他青出于藍而勝于藍，而是因爲他在尖端科學上可以爲祖國效力了。

10月8日中午，錢學森一家乘船離開美國到達香港，後經香港過境，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事實上，在獲悉美國已經取消禁止錢離美的命令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叔通就給錢學森發了一封電報：“錢學森博士鑒。六月十五日函悉。美方在日內瓦通知我方已取消禁你離美的命令。你可隨時回國。望電告行期。如有阻難，亦望電告。回電請發北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收到陳叔通發來的電報後。錢學森非常高興。他一時一刻也不想在美國多待了，由于沒有了一等船票，錢學森便購買了“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船的三等艙的船票，踏上了歸國之路。

在船上，錢學森給陳叔通發了歸國途中的第一封電報。在這封電報中，錢學森說：“想到回到祖國，很是高興。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船十月八日到達香港。到現在爲止，沒有什麽阻礙。”

歸國的旅途是漫長的。在郵船上，錢學森與同船的留學生一起進行了交流，了解歸國人員的專業背景，與他們暢談歸國後的打算。

得知許國志的工作是從事數學研究時，錢學森對他說：“我們國家是計劃經濟，很多計劃管理方面的科學技術將來會在國家經濟建設中發揮作用，例如運籌學等，這些東西對祖國建設很有用。”

聽了錢學森的話，許國志帶著不確定的語氣說：“有用是有用，可是牽扯到計算機，國內恐怕暫時不一定用得上。”

見許國志沒有信心不足，錢學森鼓勵他說：“暫時沒有計算機也沒有關系，可以先搞個討論班，發揮人的聰明才智，來彌補計算機方面的不足，中國是會出成績的。”

在錢學森的鼓勵下，許國志堅定了爲祖國工作的信念。後來，許國志和他的夫人成爲了新中國的院士，爲新中國開展系統科學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貢獻。

像許國志一樣，和錢學森交談過的留學生，都受到了他的影響，對他們回國後科研方向的確立，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周年慶。

這天早晨吃過早飯後，錢學森便帶著家人穿戴整齊，一起來到郵輪的小餐廳，參加了慶祝會。

在慶祝會上，錢學森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說：“我們是在祖國關心下才能回來的，對祖國爲留學生回國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謝……祖國正在建設時期，迫切需要各方面的建設人才，我們會大有用武之地！”

郵船進入馬尼拉港口後，菲律賓籍華裔林孫美玉得知錢學森也在這個船上時，主動申請與錢學森進行了交談。

談話時，林孫美玉問：“你在美國待了這麽多年，爲什麽還要回中國去呢？”

錢學森回答說：“中國比美國更需要我。經過幾年的戰爭，中國正在進行民族複興。可是，戰後中國被美國及其同盟國排除在國際社會之外。中國的發展遇到關鍵性問題，我想爲此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我相信中國的和平和繁榮于世界有益。”

林孫美玉又問：“你決定要回國時，很不容易得到美國方面的准許嗎？”

錢學森思考了一下，說：“爲了回國，是花了不少時間，做了一些妥協。但畢竟，我離開美國時沒帶走與工作有關的單紙張，我的家人也只帶走了一些私人物品。”

聽了錢學森的回答，林孫美玉接著這個話題，問：“爲什麽？你對美國的安全有威脅嗎？”

錢學森回答說：“不，我不覺得。我爲美國航天工程所貢獻的所有知識都在我的頭腦裏，這些知識都可以再寫出來。”

後來，在談了一些林孫美玉在菲律賓的情況後，在安保人員的暗示下，結束了這次短暫的談話。

在回國期間，根據郵船的規定，大家是可以上岸遊玩的，只要按時返回就行。然而，錢學森一家卻從來都沒有下船。

10月8日清晨，郵船抵達九龍港灣，錢學森一家才離開郵船，換乘爲他們准備的小船，到達尖沙咀警察碼頭。

對此，錢學森在後來解釋說：“我是作爲美國的犯人，被驅逐出境的，押送回國的。一路上我不能下船，因爲一下船，美國政府對我的安全就不負責任了。這一段曆史，我絕不會忘記。”

上午，在中方人員的迎候下，錢學森一家懷著激動的心情穿過大鐵門，進入深圳。

10月10日，錢學森到上海與父親團聚，並參加了中國科學院上海辦事處爲他舉辦的歡迎晚宴。

隨後，錢學森又參觀了中國科學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還到母校上海交通大學進行了訪問。

10月26日，錢學森離開上海，前往北京。

在北京，錢學森來到天安門廣場，在鮮豔的五星紅旗下，感慨地說：“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國，現在，我終于回來了！”

後來，毛主席親自接見了錢學森，爲他將來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周恩來總理則專門囑咐主管科技工作的聶榮臻元帥說：“錢學森是愛國的，要在政治上關心他，工作上支持他，生活上照顧他。這不僅是對錢學森個人的關懷，而且也表達了黨和國家對所有戰鬥在航天戰線上的專家們的信任和支持。”

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關心和領導下，錢學森將他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了新中國的導彈、航空和航天事業中。

對此，錢學森在後來回憶說：“中國在那樣一個工業、技術都很薄弱的情況下搞‘兩彈’，沒有社會主義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黨中央、毛主席一聲號令，沒二話，我們就幹。”

工作期間，錢學森充分感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對他的信任，也感受到了中國共産黨在人民群衆心中的地位，開始發自內心地信仰共産主義。

1959年，錢學森向黨組織提交了入黨申請書。

在入黨申請書上，錢學森並沒有長篇大論，而是表達了自己的親身感受和願望目標：“我回國近三年來受到黨的教育，使我體會到黨的偉大，黨爲實現共産主義社會這一目標的偉大。我願爲這一目標奮鬥並忠誠于黨的事業。”

這一年，錢學森實現了夙願，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産黨。

對此，錢學森在後來回憶說：“在建國十年的時候，接受我爲中國共産黨的黨員，我心情是非常激動的！”

晚年，錢學森的依然按時繳納黨費，並爲此感到光榮和快樂。其中，1995年至1996年留存的工資單，真實地記錄了他晚年的工資待遇和黨費繳納情況。

那時候，在提到沒能獲得一些國際上的榮譽時，錢學森說：“我不稀罕那些外國榮譽頭銜。如果中國人民說我錢學森爲國家、爲民族做了點事，那就是最高的獎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