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說雍正王朝04期】

江夏鎮的“下馬之辱”，是全劇中四阿哥胤禛的第一次吃癟。

當時，雖說胤禛一行人是客商打扮，但在揚州與兩位皇子近距離打過照面的任季安就在江夏鎮，兩人和胡管家火並出那麽大動靜，任季安就不出來看看？就不告訴給親家劉八女？？顯然，劉八女是知曉胤禛、胤祥皇子身份的。知道對方底細，還設計出一場下馬威，那就只能解釋成“狂”了！

是什麽背景，讓劉八女敢連皇子都不放在眼裏？

劇情交代，劉八女是劉老太爺的兒子，妥妥的官二代。

劉老太爺跟康熙的關系，應該還不錯，所以康熙第三次南巡就打江夏鎮過，給足了這位歸附滿清的漢人官僚面子，住過一夜不說，還親筆提寫了“禮儀德化”四個字的匾額，是欽封的德化之地。

這樣一來，江夏鎮就有了政治地位！

現在也差不多，縣領導先了解清一個村的狀況，覺著不錯，先內部定好一個項目，然後單位、鄉鎮、村委會大張旗鼓地實地考察，講上一通這個村資源禀賦強、村班子團結啥的，宣布多少錢的項目正式落地，鎮、村兩級鼓掌大呼感謝，這就叫領導英明！

康熙落地的項目，就是要扶起一個基層農村管理的典型。這樣搞，至少有兩層用意：

一來清朝是少數民族爲底子的政權，得下力氣爭取漢族士紳階層的支持，確保不再湧現出鄭成功、李定國那樣的大規模反清武裝，也避免漢人支持吳三桂那樣的叛亂。當時，民間時不時鬧騰“朱三太子”，這股風一直延續到乾隆年間，有那麽一百來年。

所以對漢族知識分子的籠絡，是滿清皇帝施政的一大項目。康熙南巡時，也到南京明孝陵朱元璋跟前跪過，爲的便是收攬江南士子之心。

二來我國古代素來有“皇權不下鄉”的說法，縣官一級的官僚，是由朝廷委任的不假，但就古代那樣原始的交通信息條件，沒汽車、沒高速公路、沒手機微信通話的，好些個事只能鄉村一級自我消化自我解決。

等于說，皇帝的權力並不能徹底延伸，或者說365天都管控到鄉村基層。這樣的話，皇帝就得下放一些權力，給鄉村一級的士紳地主，拉攏他們給朝廷搞服務。

所以，這就是康熙樹立江夏鎮典型的用意，號召全國廣大士紳向劉老太爺學習，朝廷給榮譽、給地位。

不過，完整來講，康熙這些個最高統治者，對士紳一直都是“既用且防”的雙重心理。

爲什麽防呢？大家瞧瞧劇中的劉八女，仗著“士紳宗族”的地位，剛統一了區區一個江夏鎮，就敢暗著逼皇子下馬低頭，已然形成了地區性的黑惡勢力。

而黑惡勢力，不僅新中國要打，曆朝曆代的統治者也都要打。

或者說，自打商鞅變法搞中央集權以來，一直幹的一件事，就是不斷打碎打散“士紳宗族”的過程。

商鞅的遊戲規則，是將一個個大家族碎片化爲五口之家，這樣的話以前那種動不動有家族跳出來與國家抗衡的局面，也就不存在了，整個社會大體以家庭爲單位，政府直接向家庭收稅，沒了家族這個中間商賺差價，家庭交稅少了，國家收稅多了，兩端都高興。

這就又引出了一個問題，古代封建王朝無解的難題——土地兼並。

自耕農造反能力弱，但抗風險能力也弱，稍微一點外部的困難，比如旱災、水災、蝗災、生病、交稅、打官司等等啥的，往往就能搞崩一個古代農業家庭。

比如劇中的狗兒、坎兒、翠兒，就是因爲黃河水災淹沒了家鄉的田土，一家、整鄉、全縣沒了莊稼地，也就只能跑到揚州這些富庶的地區討口飯吃。

這三個家庭，後來全部脫離了自耕農體系，一輩子再沒跟土地勞動沾過邊。但他們還算是幸運的，雖說是被胤禛買去當奴才，但至少是衣食無憂，擺脫了被活活餓死的境遇。

他們的土地哪去了？應該就是被同鄉給兼並了。

除了七災八難，古代官府的稅收，也是壓得農民喘不過氣來的開支大頭。且不說各類苛捐雜稅，古代家庭正經要交的稅，一個是土地稅，一個是人頭稅。

土地稅好理解，家裏有多少地，就按比例交多少稅，十比一、三十比一都有，乾隆年間還全國普免過幾次稅收。

人頭稅嘛，就是你家有幾個男丁交多少稅，男孩子少交點，長到一個年齡段就要全交，幾歲到幾歲，大夥自個兒百度。

不過，朝廷爲了籠絡讀書人，規定當官的，清朝只要考上了舉人級別，就可以享受一定數額土地的免稅特權。省下來的交稅的錢，就又可以買田買地，二三十年過去，本鄉本土就又出現了一戶丁舉人、西門大官人。

老百姓也不傻，也想少交點稅，于是就把自家土地寄放在士紳名下，從省下的稅款裏劃出一部分給士紳，雙方互利共贏，虧的只是國家。或者，有些人看到地主家田租比國家的稅賦低，那得了，幹脆賣地給地主家，自己租地種得了。

這些個情況，胤禛到江夏鎮那會兒，和張五哥的爹都聊起過，作爲目睹劉老太爺到劉八女幾十年變遷的當事人，眼瞅著全鎮土地都集中到了劉家，整個江夏鎮也成了劉八女的私人莊園。

也就是說，偌大一個江夏鎮，單就土地這塊，官府已經收不上來任何稅收了。因爲已經沒了自耕農，而劉八女又有免稅的特權，還收個錘子的稅！

這也是康熙最頭疼的社會問題，土地兼並，能收上的稅越來越少。

曆朝曆代，什麽國家亡了、政府崩了，說到根上，基本就是國家財政沒錢了。沒錢，就沒人跟你混，沒法給士兵發饷銀，國防安全就要出問題；沒法給公務員發工資，政府運轉、社會治安就得惡化。最後，只能掙紮著等待整個政權崩盤。

所以，康熙在追繳戶部欠款的總結大會上，這樣感慨：

“這棵大樹朕是主幹，你們都是枝葉，而國庫呢？不就是這棵大樹的根嘛！”

一般來說，國家建立之初，都會進行一場“平均土地”的運動，大家都有地種有田耕，朝廷在稅收方面壓力比較小。

比如明朝剛建立那會兒，經曆元末戰亂，人口大量減少，朝廷能用來分配的土地很多。所以朱元璋才得意洋洋地說：“吾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他的底氣就是衛所制度，大頭兵們都分到了土地，不打仗的年份可以自給自足，甚至還有剩余，可不就不需要國庫另外掏銀子了嘛。

但是隨著社會運轉，人口增加、洪澇旱災、土地兼並等情況，隨之也會越來越嚴重，催生出一個個劉八女和江夏鎮，直至帝國財政崩潰，改朝換代重新洗牌，以千千萬萬人的慘死，換來新一輪的財富再分配。

政治上，江夏鎮有康熙那塊“禮儀德化”牌匾，無人敢惹；

經濟上，一邊是整個鎮區的土地收益，還享受免稅特權；另一邊是揚州的鹽業商圈，每過一道手都是肥油；

官面上，任伯安依附于八爺黨，構建成了一頂安穩的保護傘，幾乎無法通過正規渠道去打破；

情報上......這個咱們以後再講。

于是乎，就連胤禛、胤祥這樣的猛人，在江夏鎮這塊私家地盤上，也都陷入了投鼠忌器的困境，只能暫時咽下這口“下馬之辱”的鳥氣。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