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花園口決堤事件」被稱爲「抗戰三大慘案」之一，與長沙大火和重慶隧道窒息慘案並列。今天要談論的是與武漢保衛戰有關的「花園口決堤事件」。這一事件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具有重要意義，因爲「以水代兵」的結果不僅影響了抗日戰爭，還對解放戰爭産生了深遠影響，對現代中國産生了重大影響。今天我們就來講一講「黃河花園口決堤事件」。
在談及1938年6月在河南鄭州附近發生的花園口決堤事件之前，我們先提及一位台灣作者名叫毛忠武，他在個人回憶錄《滾滾黃河》中記錄了這段曆史。他回憶了1942年河南大饑荒的情景，描述了冬天逃難時馬路兩旁餓死的人滿目皆是，屍體在寒冷的天氣中沒有腐爛，也沒有人處理屍體的情景。這些描述著實令人心酸，反映了當時的慘狀。
毛忠武于1930年離開家鄉，雖然當時情況已經很糟糕，但尚未達到如此悲慘的程度。然而，花園口決堤事件導致了河南遭受了「水旱蝗湯」的四大災害，這說明災難的多發主要與黃河有著密切關聯。除了戰爭帶來的災害之外，黃河的泛濫也給當地帶來了極大的破壞。
黃河的特性是如此獨特，才導致了這樣的結果。其出海口每年似乎都在不斷向外推進約1.5公裏，形成了新的海埔和新生地。這主要是由于黃河的含沙量異常之高所致。這一現象主要出現在近幾十年來，尤其是黃河中上遊進行整治之後，才取得了這樣的成果。
考慮到黃河含沙量之高，其淤積是十分正常的現象。隨著時間的推移，河床不斷上升，甚至高于周圍地面，形成了懸河的局面。古代曆史上發生過多次大規模改道事件，這是因爲黃河屬于地上河，其河床高度造成了無法向周圍水系彙入的困境。
地圖顯示，整個黃河以南的水系都往南流，這是由于黃河的河床高度限制，導致周圍河流無法彙入黃河，而轉而流入淮河、賈魯河等水系。
過去對治理黃河的觀點大多主張疏浚。然而，到了明朝時期，出現了一位水利學家潘季馴，他通過實地研究提出了治理黃河的全新理念——"束水攻沙"。這裏的"束水"意味著約束河流，加快流速，以便將沙子順利帶至大海，避免沉積。
傳統的治水方法通常主張疏浚，但潘季馴認爲，黃河中下遊河道頻繁改道的主要原因在于河道的泥沙量過大，流速緩慢導致沙子沉積，加速了河床的淤積速度。因此，他提出了築堤束水的方案。
潘季馴的方案包括設計"縷堤"和"遙堤"。"縷堤"是指修建在主河道附近的小堤，將水約束在河槽內；而"遙堤"則是修建在兩三裏之外的平行堤，作爲備用防護。此外，他還設計了"格堤"作爲緩沖。
整個設計有些類似于雙殼體潛艇，其中"格堤"就相當于防水艙。這一方案顛覆了傳統治水方式，同時證明了古代大禹治水的有效性。
黃河是一條難以治理的大河，其含沙量高、懸河形態、居高臨下的地理特性使其治理更加複雜。因此，過去的策略有時是采取讓黃河自然決堤，利用泛濫來阻止敵軍的戰略，這在三國時期的水淹七軍中有所體現。
「花園口決堤」事件主要考慮了軍事因素。在抗戰初期，國軍在1938年3月10日至4月8日間在台兒莊取得了相對成功的勝利，蔣介石希望擴大這一戰果，調集了60多萬大軍集結在徐州地區，准備進行一場重要的大決戰。
然而，到了1938年5月19日，徐州卻失守了，而蘭封戰役的失敗使得鄭州面臨被攻陷的危險。日軍即將沿著隴海鐵路向西推進，面對這一局勢，蔣介石下令打開黃河花園口大堤，讓黃河水阻擋日軍的進攻，以拖延時間。
因此，徐州會戰和蘭封戰役的失利導致了花園口決堤事件的發生。雖然蘭封在當時並不爲人熟知，但1938年的這場戰役是爲了配合徐州會戰而進行的，涉及日軍第14師團在山東荷澤董口渡黃河，進入豫東地區，試圖切斷中國軍隊的退路並阻止第一戰區增援徐州。
這一系列事件展現了以水退兵的戰略，有時候雖然取得了一時的效果，卻也帶來了巨大的損失，相當于傷敵八百自損三千的七傷拳打法。
黃河在中國地理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隴海鐵路與平漢鐵路在鄭州這一交彙點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日軍土肥原賢二的第14師團旨在切斷隴海鐵路，蔣介石認爲這是扳回局勢的良機。因此，他親自前往鄭州指揮豫東戰役，希望將土肥原的部隊孤立消滅。爲此，第一戰區的薛嶽組織了豫東兵團，調集了六個軍、十二個師，以合圍土肥原的第14師團。
在戰役中，土肥原的部隊很快被圍困在蘭封至商丘地區，即歸德地區。商丘是豫東的門戶，由黃埔軍校出身的黃傑率領第八軍駐守。而在蘭封，也同樣由黃埔軍校出身的桂永清率領第27軍防守，該軍配備了中國軍隊中非常罕見的戰車營，由邱清泉指揮。然而，桂永清決定撤出蘭封，僅留下第88師防守，導致日軍于5月22日順利占領蘭封。
此外，在商丘，奉命要守一周的黃傑的第八軍卻在短短一天內丟失了歸德，雖然有說法稱只守了三天。這種不戰而退的情形使得戰局出現了巨大變化。蔣介石曾怒斥此爲“千古笑柄”，他命令動員12個師奪回蘭封，但最終還是土肥原撤軍才使宋希濂得以“收複”蘭封。但不久之後，日軍又卷土重來，蘭封再次淪陷。這一場景讓人不禁聯想到蔣介石在會議上的怒罵，因爲原本可以順利進行的戰役卻在關鍵時刻失利。
根據黃傑的說法，當時臨時配屬在他指揮下的第64軍168師師長何林生，未遵守命令擅自撤退，導致日軍乘機突入，其他各師也受到了壓迫，只得一起撤退。
文叔過去曾多次提及，國軍部隊在防守方面表現得很強，但沒想到在這次戰役中也出現了問題。圍攻一個日本甲種師團的情況下，12個師未能實現圍殲，這確實表現得不理想。有很多解釋，比如新兵數量過多、訓練不足、武器彈藥不足等等。然而，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在抗戰主旋律的籠罩下，很少有人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見。大家認爲要想打贏戰爭機會很渺茫，因此在上場之前都采取觀望態度，保存實力。沒想到這種消極的想法竟然如此嚴重！
在丟失徐州、蘭封和歸德後下達花園口決堤命令，情況已經十分危急。實際上的情況何等嚴峻呢？第71軍第88師師長龍慕韓被槍斃，成爲抗戰期間首位被處決的將領。老蔣當時以殺人立威示衆，曾多次表示只要守不住就會殺頭。這也是陳明仁堅決守城的原因之一，他知道後果不堪設想。
至于黃傑和桂永清等將領，他們的命運也受到了影響。黃傑的第八軍番號被撤銷，他被調到陸軍官校任教；桂永清也被撤職查辦，並被外放到德國、英國，後來轉爲海軍。因此，這場戰役改變了許多人的人生軌迹。
蘭封失守後，鄭州面臨緊急情況，因爲日軍即將繼續向南進攻，沿著平漢鐵路直逼武漢。國民政府被迫采取了以水代兵的策略，在黃泛區形成人工泛濫，以阻止日軍的前進。國府還宣傳說黃河潰堤是日軍炸開的。
中國曆史上以水代兵的戰術並不罕見。1935年8月，德國軍事顧問團總顧問法肯豪森將軍提出了《中國抗日戰備建議書》，建議將黃河作爲最後防線，並實施人工泛濫以增強防禦能力。雖然蔣介石最初對此不以爲然，但後來在失守的情況下，采納了德國顧問團的建議。
《鄭州文史》第二集專門講述了花園口決堤事件，收錄了許多當事人的回憶錄和文章。其中，晏勳甫是一位重要人物，他當時在武漢行營擔任第一戰區的參謀長。根據他的回憶，他在1935年就曾提出利用黃河水來阻止敵人的建議。他認爲，在中日交戰時，要想保住鄭州並將敵人完全隔離在豫東（即河南東部），最好的策略就是炸毀黃河河堤，甚至必要時可以犧牲鄭州，實施焦土戰。這種手法在當時國內外都頗有支持。
1938年6月1日，蘭封會戰結束，日軍占領了蘭封和開封，鄭州陷入了緊急情況。如果繼續南進並占領武漢，日軍只需7到12天就能完成。因此，陳果夫、姚宗馬、何成璞、劉仲元、羅仁卿、陳誠、黃新吾等黨政要員建議采取掘堤來阻敵的方案，並報告給駐武漢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蔣介石對此表示同意，並于6月2日召開最高軍事會議，決定豫東守軍向豫西山地轉移，並秘密決定掘開黃河大堤，以阻止日軍南下。這一決定顯示了形勢已經十分嚴峻，必須采取果斷行動。
最初，決堤的地點並非在鄭州的花園口，而是在中牟縣的趙口，位于花園口下遊。命令由第39軍軍長劉和鼎執行，限期是在6月4日午夜12點前完成。然而，劉和鼎動用了一個團的兵力，由于堤壩土質含有較多沙子，掘開後黃河水流未能有效沖刷泥沙，導致堤口堵塞，出水量有限。因此，後來決定將決堤地點移到花園口上遊，因爲趙口的出水量一開始較少，但後來也發生了潰堤，進一步擴大了黃泛區的範圍。
總之，由于日軍逼近中牟白沙鎮，于是在6月4日下令在趙口上遊的花園口決堤。這裏的堤防有20米的厚度，因此命令由新八師師長蔣再珍來執行。根據文史資料，蔣再珍將花園口一帶的居民趕到10裏外，並組織了800名士兵分成5個小隊，日夜趕工。晚上，他們甚至將汽車開到大堤上，利用車頭燈照明。在這種日夜趕工的情況下，到了6月9日上午9點，終于扒開了黃河大堤，黃河水開始沿著賈魯河一路南下。雖然花了5天時間才掘開大堤，但一開始破口並不大，因此新八師調來了平射炮，發射了6、70發炮彈。
決堤後的黃河在短短的10幾天內形成了一條長500公裏、寬約300公裏的天然屏障。
日寇的多個師團深陷其中，梅津美治郎計劃沿平漢直下武漢的計劃破産，不得不撤出河南的師團，改道經安徽抵達長江，與畑俊六的華中方面軍彙合，沿長江溯流而上，漸漸陷入全面戰爭的泥沼之中。
由于黃河汛期水量豐沛，水勢滔滔不絕，主要泛濫地區爲河南，部分安徽和江蘇地區也被淹。總共有5萬4,000平方公裏的土地泡在水裏。
據《抗日戰爭正面戰場檔案》記載，黃河花園口決堤造成3省44縣市大面積受災，死亡人數89萬，千百萬百姓流離失所，無家可歸！
而且，由于黃河決堤，直接導致了1942年的河南大饑荒，並導致3000萬人受災，300萬人死于饑餓！
爲了防止日寇從平漢線進攻武漢，國民黨政府掘開黃河延緩了日寇的進攻勢頭，但代價是5000多萬中國百姓的命運！
直到抗戰勝利的1947年3月15日才修複了黃河破口，但僅一年多時間，河南便再次喪失。因此，黃河花園口在抗戰勝利後本應被堵起，這讓人回想起日軍占領河南時爲何未采取行動，或者國民政府爲何未趁冬季結冰或枯水期堵塞黃河。
美國學者穆盛博近年出版了《洪水與饑荒》，主要以河南曆史爲主，他認爲國民政府在抗戰前提出的“河防即國防”口號，以及黃河水利委員會的接受，都與第一戰區軍事長官在決堤過程中未充分告知沿岸民衆有關，導致大量平民傷亡和財産損失。這表明國府早已有准備，只是在作戰最壞的時候才會考慮實施。
湯恩伯手下出版的一本回憶錄《湯恩伯先生紀念集》中有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文章記載了湯恩伯在中原河南時期的一系列大膽舉措，其中包括修築花園口到淮河數百裏的堤防和建立戰時中學，吸納了三萬多名中學生。但爲什麽要修建花園口到淮河數百裏的堤防呢？
黃河改道後，日軍的進攻受到了黃泛區的影響，導致他們的向西推進戰略暫時受阻。中日雙方開始沿著黃泛區各自占據的地盤展開行動，動用社會資源，包括動員老百姓修築堤壩，試圖提高自己一邊的堤防，以便將洪水逼到對方地盤。這種你來我往的競爭導致了整個河南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幾近耗竭。穆盛博這位美國學者認爲，由于中日雙方長期的競爭導致了老百姓的苦不堪言，地方居民開始采取“軟抵抗”。
河南長期以來承受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壓力，給人一種河南貧窮、盜賊橫行的印象，但實際上這些印象在曆史上可能有一些背景因素。人們被迫離開家園，花園口的決堤對此産生了巨大的影響。日本當時也利用這一事件進行宣傳，聲稱他們在救助中國老百姓。
然而，國軍一開始的說法是日軍轟炸導致的後果，而現在我們已經清楚地知道當時的真實背景以及決策的過程，這是抗戰中弱旅對抗強權而不得已采取的手段。既有弱國的悲哀，也有斷腕的悲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