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以來，很多好皇帝普遍都是文化水平極高，才有能力配上此位置。
然而，宋太祖趙匡胤，僅僅是個武將出身的人爲什麽能登上此位置？並且還提倡文化治國？
«——·趙匡胤的治國方法·——»
在儒家正統論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趙匡胤通過兵變登上皇帝寶座是名不正言不順的。特別是趙氏身爲點檢，卻未建寸功，他的祖輩“姓字且不聞于人間”，“未嘗有一矢之勳”。
可見，他是一個堪屬平庸且又無根基的將領，指揮請將如使手臂是很難的，“太祖即位方鎮多偃蹇，所謂十兄者弟是也。”即使是當年的把兄弟,也不是怎麽順從的。
面臨此境，趙匡胤認爲，只有依靠法治，才能使諸將言聽計從，建立穩定的統治秩序。
早在陳橋兵變時,他就要求諸將“能從吾令”,此後他又重申,“聯今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若犯吾法,惟有劍耳”。可見，依法治國，是趙匡胤的既定主張。
其次，趙匡胤親身經曆了五代兵燹連年、動辄亂殺的動亂時期，他耳聞目睹了“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民受其禍”的慘狀。
這是方鎮目中無法紀造成的。不僅給人民帶來無限痛苦，而且也是五代統治者走上“國隨以亡”道路的重要原因。如周世宗堪稱五代的賢君明主，“身殁半歲，國隨以亡”的原因，就是“失于好殺。”
趙匡胤爲避免重蹈覆轍，不得不著意于立法和執法，嚴禁濫殺，以達鞏固趙宋國祚的目的。
再次，“五代十四帝,止五十三年”，面臨“一人得之，一人從而伺之”這種如同兒戲的廢立之風，趙匡胤若措置失當，隨時都有可能成爲藩將的刀下鬼。所以，他除采取杯酒釋兵權等措施加強中央集權外，只能把主要精力用于法制建設，以達“塞禍亂之源”的目的。
最後，五代時期，往往“民盜一錢音死”，官吏“專殺不請”，法體之濫,方鎮之無法，可見一斑。
因此，宋太祖制定並公布法律、法令，使量刑、定刑有依據，杜絕害民的弊政。要求“士初試官，皆習律令”，使言吏知法、守法、執法，從而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
總之，趙匡胤重視法治的根本原因汽作于:他企圖借用法律這一護身符，來保護和鞏固自己非法篡奪的帝王寶座和江山社稷，改變五代的遺風，才不至于重演故伎。
«——·提倡文化治國·——»
鑒于上述原因，趙匡胤于建隆二年二月“定竊盜律”，僅僅相隔二個月，又“班私鏈貨易鹽及貨造酒麹律。”建隆三年二月，“更定竊盜律。”十二月，“班捕盜令”，並定“大辟詳覆法”、“折杖法”；建隆四年窦儀上《重定刑統》三卷，“削平諸國州縣皆頒之”；乾德四年三月，“班新定律”。
一個開國皇帝在短短幾年中，制定、頒布如此之多的法律、法令，這在中國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所定律令，其內容涉及面頗爲廣泛，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竊盜、受賄、枉法諸方面，頒布這些法律，旨在使官民知法守法；更爲重要的是使官吏在執法過程中有法可依，杜絕五代無法可依、有法不依的濫殺、枉殺遺風。
爲了實施頒布的法律、法令，趙匡胤又作出種種規定，保證法律、法令的施行。
這一條主要是加強對執法、特別是審理案件法律程序的管理，使其健全和完善，避免執法中的差錯。
爲此，建隆二年八月下诏:“諸火辟送所屬州軍決判”，同年又規定“令諸州決大辟論,錄案聞奏，委刑部覆視之”，這就使“刑部之職幾廢”的局面得以改變，杜絕了牙校專殺的弊病。
五代諸侯臣下往往專殺爲或，“主家得自殺其奴仆”。針對這種情況,規定“臣下不得專殺”。
且于建隆三年又下诏:“郡國斷大辟，錄案朱書格律斷詞、收禁月日、官典姓名以聞，取旨行之。自後生殺之權出亍上矣。”輕典“自肆自若”。這就將生殺大權收歸中央，削方鎮權于無形。
爲了避免刑部、大理寺用法失誤，趙匡混“別置審刑院谳之”，收複審、再審之效。趙匡胤甚至親自審理京師罪囚，“天子歲自錄京師系囚。”可見，案件的審理、特別是死罪的決斷是相當嚴格的。
上述措施，倘若仔細推敲，不難發現，這些做法主要是針對官吏的。因爲五代草營人命主要是官吏亂殺所造成的，不法官吏視人命如草芥，現在就不那麽容易了。
執法者違法必受罰。雖將生殺大權收歸中央，但是由于五代遺風的存在，仍會出現冤案、錯案乃至辦案不公的情況。
對此，宋太祖采取的辦法是追究主辦官吏的法律責任並嚴加制裁。“吏一坐深，或終身不進。”“諸道州、府依法斷獄，毋得避事妄奏取裁，違者量罪停罰。”這就是說，官吏若不依法辦案，都得承擔法律責任，受到制裁。
金州馬從玘及其妻、次子共殺無賴子馬漢惠，防禦使仇超、判官左扶悉誅從玘及妻、次子，宋太祖大怒，“超等故入死罪，令有司劾之，並除名，杖流海島。”
“有尼法遷者，私用本師財物，准法不死”，河南判官盧文翼、法曹參軍桑植將尼“置于極典”，盧被除名，桑被削官；右拾遺梁周翰“坐通判眉州日決人至死”,亦被削官。可見，這些官吏辦案違法，都受到了懲罰。
司法人員違法嚴重者，被殺身的也不乏其例。“監察禦史楊士達坐鞠獄濫殺棄市；”“太子中舍王沼棄市，坐權知西縣受贓枉殺人也。”“供奉官武仁誨前爲嘉州監押，枉殺人，坐棄市。”至于檢田不實、舉官不當、庇護罪犯等也都是違法的，都得受法律制裁。
官吏違法不受罰，是導致五代有決不依、枉殺、濫殺的重要原因。這不僅致使社會混亂，也爲陰謀怎一材熱供了機會，熱落胤是過來之人，是深知其中奧妙的。所以,他在制定法律的同時，則更嚴格監督官吏的執法，懲治執法官吏中違法者，是趙氏法治的重要一條。
禁亂捕，禁拷訊。濫刑、亂殺源于亂捕。對此,趙國胤明文規定:“諸州凡逮捕罪人,必以白長吏,所由司不得直牒追攝。”這就是說，不是任何司法人員都可直接捕系人犯，要有長吏的許可,方有捕系人犯之權。
當然，按法捕人並不等于消除了冤假錯案，若是五代任其牙校鍛煉成獄的壞風氣不改變，錯案是不可能絕迹的。
因此，趙又規定:“諸州巡檢捕盜使臣，凡獲寇盜，不得先行拷訊，即送所屬州府。”“搜掠囚者，議爲私罪。”逼打成招是封建社會辦案常有的事，冤假錯案亦肇源于此。
趙匡胤的這一措施，不僅減少了司法人員的違法行爲，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不少冤假錯案。
獎勵告發，誣告反坐。這是執法中相輔相成、互爲表裏的一條。要收法治之效，非此不行。
罪犯一般總是要掩蓋其罪行，更少有自投羅網者，特別是那些身處官位手中有權的罪犯，更易蔭蔽其不法行徑，逮捕歸案則更難。
所以，宋太祖鼓勵告發，明言“得實者賞之有差”,甚至下诏:“募告者賞錢十萬”,後又加碼到“募告者賞錢三十萬”。對官吏違法、行賄獲官、貪贓、隱沒賦稅、隨意捕人，無不列爲告發內容。
櫟土雜軍糧，被張儀告發“磔于市”，儀得到“錦袍銀帶”的賞賜；殿中侍禦史張穆因贓罪棄市，是其部曲鴻遇告發“按得實，故置于法”的，宋太祖賜“遇錦袍、銀帶、絹三百匹。”
趙匡胤獎勵告發官吏不法行爲，但並沒有盲目偏信告發，而是要嚴加核實的，若爲夾私誣告，則反坐之。
如有人告廣陵尉謝圖殺其父，查證核實之結果是“乃富民畜私憾誣告”，即“反坐之”；泾州馬步軍、教，練李玉告彰義節度使白重贊謀逆，查證爲誣告，玉被“棄市”。
鼓勵告發和誣告反坐有機地統一起來，這是趙氏收法治之效、安定社會的又一重要措施。
«——·給後人的啓示·——»
以文代武，武人儒生化，主要是爲了貫徹執行頒布的法律、法令。呂中的一段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幹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于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于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于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
以法治國仍沿用獨霸一方、有法不依的武人是不行的，也改變不了五代分裂、混亂的局面。
趙匡胤深知只有以文代武，才能改變“朝廷命令不得行于天下”的局面。因此，他決定:“先收兵權，然後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財富。”“诏州府並置司寇參軍,以新及第九經、五經選人資序相當者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