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平興國四年（979年），宋太宗滅北漢，基本完成了對中原地區的統一。正當北宋統治階層胸懷“天下”夢想躊躇滿志之時，高粱河戰疫與岐溝關戰役的失利改變了北宋君臣希望實現的戰略目標。

“澶淵之盟”簽訂後，宋人意識中那個以“中國”爲中心的“天下”變成了南北對峙的“天下”。這一變化極大地沖擊了北宋君臣傳統的夷夏觀念。

他們面對遼朝的“中國”意識與正統思想，在思考“華夷”關系時普遍帶有焦慮的情緒。

遼朝的“中國”意識刺激了宋人自诩“正統”心理的膨脹，而從客觀來講，這種心態也從側面反映了宋人對南北並立格局的無奈及認同。

即如錢鍾書所言的“北宋對遼低頭，卻還沒有屈膝，覺得自己力量小，就裝得氣量很大。”

面對強大的遼朝，宋人始終在“天下”的窘迫與“中國”的尊嚴之間尋找著平衡。當武力奪取天下的理想破滅後，宋人開始以道德、文化、禮儀、價值觀念等爲核心構建夷夏之辨的話語體系，有意強化“大國”思想意識的多元化表達。

其中，北宋使臣創作的使遼語錄和使遼詩，就滲透出明顯的“重中國，輕夷狄”思想，體現了北宋朝臣南北對立時局下普遍的自大心態。

這種自大的心態，是宋使傳統夷夏觀的流露，也是屈辱感、無力感、壓迫感、怨憤感等政治焦慮情緒的變相表達，甚至存在一定的“主觀故意”成分。

這與希臘曆史學家希羅多德描述的波斯人認爲自己在任何一個方面都比其他人優秀的心理異曲同工，也是科林伍德提出的“以自我爲中心産生的優越感是一種普遍的曆史存在”觀點的一個實證。

在宋人使遼語錄中，隨處可見宋使對遼的歧視性稱呼和貶低性評價。《乘轺錄》《虜中風俗》《熙甯使虜圖抄》等，稱遼爲“虜”，韓德讓爲“虜相”，聖宗爲“虜主”，遼境爲“虜境”。有時也稱遼爲“狄”“夷”等。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使遼宋臣們將每一次出使活動均自我期許爲一次宣揚大國威德的政治實踐，但面對強大的遼朝，內心的沮喪和屈辱卻是刻骨銘心的。

寄情于使遼詩中，就出現了道路艱險、偏遠苦寒、腥膻難咽等情感意象。這種“愁苦落寞”的情感意象，宋使往往通過“大朝聖國”的文學書寫來進行自我撫慰。

由于使遼者不乏歐陽修、蘇轍、蘇頌、王安石等當時的文壇領袖，因此使遼詩在當時應該有一定的傳播，這種“大國”心態亦應有一定的擴散和影響。

使遼詩中宋使的大國心理一般通過兩種形式來表達，其一是“貶得地位很低”，其二是“裝得氣量很大”。

其中，“貶低”與“標高”是相輔相成的。“裝的氣量很大”在使遼詩中表現的更爲明顯和頻繁。

使遼宋臣們面對宋遼邊境及遼境內各民族安居樂業的生活狀態，進行了華夷思想支配下的心理歸因，“漢家恩信”“聖朝遠略”等成爲最常使用的話語體系。這一點上，蘇頌和彭汝砺可謂典型代表。

蘇頌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曾兩度使遼，其使遼詩最大的特點就是大國情懷的凸顯。彭汝砺認爲：北宋不缺戰勝遼朝的將領，但我們不崇尚用武力征服“夷狄”，而是要用先進的文化和道德來感召他們。

他把向遼輸入歲幣粉飾爲恩賜和籠絡遼朝的手段，是宋廷體恤天下黎民的恩德，呈現出一種自我陶醉的大國情懷。

當然，宋朝的君臣是要粉飾對遼朝的“恩賜”，以此來填補缺失了燕雲十六州又無奈于遼朝的心理。在這個問題上，他們也跳不出曆史的局限。

總結而言，路振、蘇頌、彭汝砺、蘇轍、劉敞、沈括、鄭獬等人的“大國情懷”應理解爲一種傳統華夷觀念中的文化中心意識，是宋使“以德懷遠”思想語境下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建構，也是一種外交使命驅動下宋遼和平關系的“自我麻醉”式诠釋。

刺激了宋使固有的文化中心意識，並以“大國”心理進行慰藉。從現實面向看，遼朝通過“中國”意與宋使的“大國”思想相交織的是遼朝的“中國”意識，二者具有內部的關聯性。

遼朝“尊孔崇儒”之風盛行，成爲“中國”意識生成的沃土，從而極大地識的構建與滲透，盡力擺脫北宋朝野的歧視，並增強國內漢人的歸屬感，有助于社會的穩定和統治的加強。

（一）遼朝“中國”意識生成的土壤

“華夷之辨”是根植于儒學的政治文化觀念。李玉君認爲：“廣義的‘華夷之辨’包括‘嚴夷夏之防’和‘用夏變夷’兩方面的內容，爲儒家所提出、闡發和實踐。”

也就是說，在中國曆史上任何一個民族或政權儒化後就會産生“華夷之辨”，就會覺醒“中國”意識，乃至引發“正統”之爭，遼朝也不例外。儒學教育在遼朝社會的普及，科舉取士制度的承續及儒學典籍的不斷流入，逐漸生成了遼朝社會“中國”意識覺醒的沃土。

在儒學、佛學和契丹傳統文化交織的社會思想土壤中，“漢契一家”的社會交融現象逐漸顯現，遼朝統治者“遼宋同爲中國”意識的産生成爲一種必然。

（二）遼朝“中國”意識構建的現實面向

遼朝建立伊始，如何安置占人口絕對多數的農業移民，如何處理多民族間的關系及與其他政權之間的關系，如何增強各民族對遼政權的歸屬感和認同感，都是擺在遼統治者面前的重要問題。

基于此，遼朝統治者探索了農業開發、儒化教育、二元政體、澶淵締盟等政治實踐，取得了顯著的效果。這些實踐，逐漸讓治下普遍持“內諸夏而外夷狄”的漢人接受了遼朝統治，進而加強了各民族的政治認同、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

契丹建國後，移入的漢人，特別是燕雲地區的漢人普遍存在“思歸”心理。即使到了“澶淵之盟”以後，使遼宋臣仍然感知到遼境漢民“心向中原”。

這種認知雖然是宋廷“謀燕”的持續性政治論述，具有想當然的成分，但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遼朝社會存在的政治認同危機。

面對這種現實的危機，遼朝開啓了“中國化”進程，最終構建了“北極之下爲中國”的“大中國”概念。“澶淵之盟”約定，北宋向契丹輸入歲幣，甚至到興宗時變成“‘納’與契丹”，因此，在契丹統治集團意識中，北宋已成遼朝的“臣屬國”。

作爲漢人，將北宋視爲“威德懷遠”的對象，足以證明在當時遼人心目中，北宋僅是“臣屬之邦”，遼朝才是“中央之國”。

但是，遼在東亞大陸的中心地位，雖然得到了高麗、鐵骊等諸多部落、民族、政權等的承認，但唯獨沒有得到北宋的認同。

面對內部漢人的歸屬感與認同感危機，以及外部宋遼關系的調整，“澶淵之盟”後“南北對等”“南北一家”逐漸成爲遼朝“中國”意識的主要表征。

關于遼朝與中原政權的南北互稱，史料上看聖宗朝以前基本是北宋的話語體系。即，漢人稱契丹爲“北朝”，稱中原政權爲“南朝”，契丹自稱“北朝”的並未見明確記載。

“澶淵之盟”後，宋遼互遣使者交聘成爲宋遼外交關系的常態。此時“南朝”“北朝”的稱呼開始正式進入官方語境，單純的地理方位指代逐漸演變成“中國”意識的表達及正統地位的競爭。

使遼宋臣在語錄和使遼詩中稱呼遼朝，除用“虜、狄、夷”等歧視性稱謂及直呼“契丹”外，“北朝”是最常用的稱呼。

值得注意的是，遼朝在政治上取得與北宋對等往來的地位後，隨著“正統”意識的增強，開始出現了有意淩駕于北宋之上意圖。

遼朝在取得與北宋對等往來，乃至試圖淩駕于北宋之上的過程中，“中國”意識表現得越來越明顯。

特別是遼道宗以後，“契丹也是中國”的觀念也爲遼朝各民族的政治認同、身份認同和族群認同的穩固提供了思想保障。

同時，遼朝君臣還産生了“中心之國”的自我意識。中京城被遼人奉爲“四方之極”，遼朝自然就成了以“中心之國”爲內涵的“中國”。

這與遼太祖、遼太宗時期將“中國”視爲“中央之國”的組成部分完全不同，“遼爲中國”“遼爲中心之國”的“大中國”觀念被樹立起來。

通過對宋使的“大國”思想和遼朝的“中國”意識分析，可以發現二者存在相互促動的關系。

遼朝“中國”意識的覺醒，刺激著以使遼者爲代表北宋君臣，他們的焦慮在失去武力征伐可能的背景下移情爲唯我獨尊式的“大國”心態；而這種“大國”心態反作用于遼朝的“中國”意識，使遼朝急于通過構建“中國”認同擺脫宋人的歧視及國內漢人歸屬感不強問題。

二者的交織，是“華夷之辨”在遼宋夏金元這一特定曆史時期的具體呈現，既反映出唐末以來“華夷”格局的變化，也凸顯了遼朝時期“大一統”“大中國”觀念的形成。

遼朝由“中央之國”的“大蕃”思想，到“南朝”“北朝”平等地位的追求，再到“中心之國”的“大中國”意識，完整地展現了契丹政權的“中國”內聚過程。“大中國”觀念被金、元、清繼承與發展，最終形成了多民族國家的建構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