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鄉出來的士子，總會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李立功和華國鋒兩人便是如此。二人曾在烽火中並肩作戰，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而且，這種友誼還延綿到了下一代。李立功的女兒李曉英在雙方父母的引薦下，嫁給了華國鋒的兒子爲妻，兩家就此結爲秦晉之好。

1925年，李立功出生在山西省交城縣山水村。天公作美，李立功出生的這一天，恰好趕在了正月初一，父母給他起了一個乳名——“年生”，意爲新年第一天出生的孩子。

交城，地處山西大山深處，與外界的交流一直很少，經濟自然較爲落後。尤其是在民國時期，沒有工業公司投資在交城，縣城只有少量的手工業作坊，大多數縣民都是貧窮的農民。

李家雖窮，但人丁興旺，一家人都能參加勞動，加之節儉度日，日子漸漸有了起色。當李立功十幾歲時，父親做主，在文峪河蓋了一座簡陋的房子。

在文峪河的南岸有一條官道，幼年的李立功常常坐在官道旁邊，看著來往的行人，夢想著有朝一日能夠走出大山，見見世面。

七八歲時，李立功到了入學年齡。雖然已是民國，全國各地都興建了新式小學，但交城思想閉塞，文教不興，仍然原封不動地沿襲著一套封建教育制度，采取的依然是私塾的方式。

因此，李立功只能在私塾讀書，由一位名叫李儒的老秀才當啓蒙恩師。多年以後，李立功還記得給老師磕頭的那個下午。

在私塾學習了三年後，交城縣橫尖鎮公立國民小學開辦，李立功立馬離開了私塾，雙腿邁進公立小學。

在公立小學，首先讓李立功感到新奇的，是告別了陳舊的課本拿到了國文、算術、地理、格致（理化）等新教材。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李立功學習的積極性高漲了許多，成績也突飛猛進。

盧溝橋事變後，李立功就沒法再繼續讀書了。這時，他也懂得了“救國存亡”的大義。1940年，年僅15歲的李立功加入了黨組織，任山西交城抗日遊擊一支隊幹事，並結識了華國鋒。

可人生就是這樣，有喜有悲。

正是這一年，日本法西斯占領草莊頭據點，憑借地勢的險要，在村旁的山岡上，挖了壕溝，構築碉堡，向周邊地區實行了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使方圓幾十裏以內的群衆日夜都不得安甯，連兩歲的小孩聽說“日本人來了”，都嚇得不敢哭鬧。

爲了拔除這個據點，晉綏八分區根據毛主席“把敵人擠出去”的戰法，確定了圍、困、擠、拔的作戰計劃。

對此，李立功回憶道：“草莊頭是個老據點，敵人進駐了兩年多，時間比較長，經常有百八十個人，一個中隊在這裏駐紮。平川縣政府就在我們山區，進出都得通過草莊頭，很不方便。我們當時根據草莊頭的大小，將部隊分散，最終將其拔掉。”

解放戰爭時期，李立功轉入行政，任晉源縣首任縣長，發動當地民衆支持了太原戰役。

建國之後，爲了學習蘇聯的技術和治理經驗，國家選派了一批優秀幹部到蘇聯學習，李立功也位列其中。

1963年，李立功又到中央繼續進修。因表現優異，中央領導想讓他留校任教，可由于地方上幹部儲備不足，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持反對意見，李立功只好返回家鄉。

特殊曆史時期，李立功因良好的出身，並未受到太大的波及。不僅如此，懂得自保的李立功官運亨通，曆任北京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市革委會副主任、市委書記等職。

改革開放後，山西政務混亂不堪，爲了解決山西發展緩慢的問題，中央派遣了熟悉山西情形的李立功主政山西地區。

可是由于替華國鋒說話，李立功也遭到了中央領導的嚴厲批評。從此，李立功也只能待在地方，再也無法更進一步。

不過幸運的是，李立功有著一個好妻子——謝彬。她不僅是一位巾帼英雄，被授予解放軍少將軍銜，還非常理解丈夫替老友求情的決定，一直守候在丈夫的身邊，不離不棄。

九十年代，李立功退出一線，擔任省顧問委員會主任。閑暇時，他會關心山西文化事業的發展，還捐出錢財支持晉綏老區教育協會的籌辦工作。

新世紀之初，李立功替老友修建了陵墓，這也是他人生最後一件大事。2020年，李立功在太原逝世，度過了96年波瀾壯闊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