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曆史的長河中，一曲《大武》樂舞猶如細密的絲線，編織著帝王的輝煌與民族的魂魄。

這並非單純的舞台演繹，而是古代中國智慧與力量的回響，是一場跨越千年的靈魂對話。

當鼓瑟齊鳴，那隱藏在舞步間的敘事，究竟向我們揭示了怎樣的曆史秘密，又如何在現代社會喚起共鳴，重鑄文化認同？

《禮記·樂記》稱：“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或作“辨”）者其禮具。”所謂“功成”“治定”指的都是帝、王的政績。而且禮、樂的等級要根據功、治的具體內容來論定，即“功大”者“樂備”，“治辨”者“禮具”。

雖然“樂備”和“禮具”主要體現是禮制活動中的象征意義，但從“功大”與“治辨”的角度來論定是否可以“樂備”與“禮具”，實際上也就是說，帝、王們在禮樂生活中的具體地位，是由他們在現實政治活動中所取得的功績和貢獻來決定的。

對于六代之樂的內容，當然可以僅僅一般性地理解爲在表現形式上呈現出規格上的差異。不過，聯系傳世文獻中有關古樂之具體內容的描述就會發現，將“功大”“治辨”與“樂備”“禮具”聯系起來，其禮樂意義並不全然只是象征性的和儀式上的。

實際上，樂舞往往要通過敘述帝、王的具體事迹，將他們的“功大”和“治辨”寫實性地呈現出來，從而使“樂備”和“禮具”也得到非常具體的呈現。由于樂舞具有重複表演、不斷再現的特點，因此，這些不斷再現的帝、王事迹，會持續地鞏固和確認他們在禮樂生活中的地位。也就是說，樂舞之備，不只是形式之備，更是內容之備。

而所謂的內容之備，就是通過樂舞不斷地複述帝、王們生前所取得的巨大功績。上古樂舞之所以能夠通過再現帝、王們的功績來確認、鞏固他們在禮儀活動中的地位，是因爲在文字出現以前，瞽史說唱一直是人們傳誦曆史的主要形式。並且即使在文字發明以後的很長一段曆史時期裏，樂、歌、舞亦始終具有重要的記事功能。

先秦時期是我國樂文化取得高度發展的曆史階段，樂文化的社會功能之所以能夠多角度全方位地展開，並取得與禮文化足相抗衡的地位，就在于其多種功能中包括了一項人類文明發展不可或離的重要功能——記事。

人類文明的進步，要靠知識的不斷累積。不過，人類天然的記憶能力有限，必須借助一定的記憶手段，才能提高其記憶能力，擴大其記憶容量。文字發明之前，人類靠純天然的記憶能力，通過口述的方式描述並保存各種知識。

而通過音樂手段（包括旋律、節奏和舞蹈動作等）的加持，可以使人類口述記憶的能力獲得巨大的提高。先秦時期的“樂”，就包括今人所說的音樂、詩歌與舞蹈等多方面內容。以文字形式出現的詩歌，是曆史傳說的重要載體，前人對此，已多有論說。而除了詩歌之外，大型樂舞也具有重要的記事傳史功能。

從某種意義上講，樂舞也可以看作是我國早期史學活動的一種獨特形式。《禮記·樂記》記載孔子與賓牟賈討論周之《大武》，爲我們理解“六代之樂”的表現形式以及“王者功成作樂”的具體內容，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個案。以下試分段解析，看一看古樂舞是怎樣展現所謂“功大”和“治辨”的。首先是賓牟賈爲孔子解釋《大武》樂舞的內容：

賓牟賈爲孔子解釋《大武》，共言五事，一爲備戒之已久；二爲詠歎之與淫液之；三爲發揚蹈厲之已蚤；四爲《武》坐致右憲左；五爲聲淫及商。賈公彥疏以爲賓牟賈所言，三是二非。孫希旦《禮記集解》認爲賓牟賈所言皆是。

從孔子的回答看，顯然當以孫說爲確。據《樂記》，孔子對賓牟賈也說：“丘之聞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說明孔子從東周末年王朝史官苌弘處所聽說的，與賓牟賈所言完全相同，這顯然是對賓牟賈有關《大武》表演內容的解釋表示了肯定。

而當賓牟賈得知孔子自苌弘處得聞《大武》之義後，其“免席而請”向孔子發問，並非認爲自己以上所言有誤，從文義上看，只是想進一步求知。而且賓牟賈所問的問題，是《大武》何以“遲之遲而又久”，已經無關于自己所解釋的上述《大武》之五種表現形式的象征意義。

孔子的回答，首先是對賓牟賈的補充：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幹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這裏一方面是補充說明賓牟賈上文所雲“發揚蹈厲”與“《武》亂皆坐”的意義，不是糾正賓牟賈的錯誤。

另一方面，孔子補充說明了賓牟賈並未涉及的《大武》中“總幹而山立”這一樂舞環節所象征的曆史事實。並且，在這一段中，孔子還總結出樂舞藝術中一個十分重要的表現原則，即“夫樂者，象成者也”。鄭玄注：“成，謂已成之事也。”

是以賓牟賈所言《大武》的五段表現形式，都有象征武王克商時的具體曆史故實的意義，如“備戒之已久”，象征武王“病不得其衆”；“詠歎之”“淫液之”，象征武王克商之前“恐不逮事”的心情；“發揚蹈厲之已蚤”，展現了欲“及時事”的“太公之志”；“《武》坐致右憲左”，表示“周、召之治”等等。至于“聲淫及商”，據賓牟賈，可能是“有司失其傳”，即出現了錯誤，否則就是“武王之志荒”，有窮兵黩武之嫌了。

孔子對于賓牟賈有關《大武》何以“遲之遲而又久”之問的回答，完全是通過敘述武王克商整個曆史事件的發生過程來完成的。孔子首先將《大武》樂的六成分別與武王克商這一曆史事件發展進程的六個階段結合起來：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複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大武》樂之六成，第一成敘述武王北渡黃河啓程征討商纣；第二成以牧野之戰爲中心敘述克商戰役之過程；第三成記錄武王克商之後進而分兵南下，進一步擴大戰局；第四成描述征服殷商南部之後實行有效統治；第五成再表現武王分周公、召公以治陝之東與陝之西，這是加強對新占領地區的有效統治。第六成據鄭玄注：“六奏象兵還振旅也。複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因而表現的應是武王返回周地，受到臣民歡迎與尊崇的場面。

孔子在整體解釋了《大武》的象征意義後，又進一步解釋了《大武》之樂“遲之遲而又久”中所包含的具體曆史內容：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後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封王子比幹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複其位。庶民馳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複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複服，車甲釁而藏之府庫而弗複用，倒載幹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複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觐，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幹，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顯然，周樂《大武》，是一部描述武王由出兵克商而至最終安定天下之全過程的大型史詩歌舞劇。這樣一部史詩歌舞劇，濃縮了如此衆多的曆史內容，自然會“遲之遲而又久”了，所以孔子慨歎：“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也就是說，遲之又遲，不是樂舞在作無意義的拖延，也不是武王志荒而不知收斂，恰是武王之及“功大”和“治辨”的表現。除《大武》外，古樂應都有記錄古往之事的功能。《禮記·樂記》載子夏爲魏文侯述古樂意義雲：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複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于是語，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子夏所謂“道古”，即“道古昔之事也”，也就是敘述古代的曆史故實。另外，《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吳季劄觀樂于魯，針對每一首詩歌及每一部樂舞都有評說，其評古樂舞雲：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帱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這是發生在先秦時期的一個脍炙人口的“觀樂”故事。我們在感歎季劄極高的音樂修養的同時，也不免會對這個故事生出是否爲後人編造的疑問。事實上，從上古樂舞所具有的記事功能看，吳季劄之所以能夠准確地把握住每個樂舞的主題，判斷古樂舞的所屬，除了他具有極高的音樂修養之外，主要還是他所觀看的每一部上古樂舞，都有大量相關曆史內容的藝術再現，都包含了大量的真實曆史內容。

因此季劄才能通過觀看每部樂舞所再現的曆史事實，來准確地判斷這些古樂舞的所屬，並作出恰當的評價。當然，古樂舞通過音樂、舞蹈等藝術形式來記載曆史，很多時候還只能借用一些象征性的藝術手法來表現，因而難以完整地描述曆史過程。所記錄的曆史，也做不到文字記錄那樣准確。

因此，上古樂舞記錄曆史的功能，並沒有在後世充分地發展起來。它所發揮的，主要還是宣揚先王之德的作用。但它在某些曆史細節上呈現出來的事實，還是可以與真實的曆史記錄相互印證。

如孔子問《大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又問“詠歎之，淫液之，何也？”賓牟賈分別對曰“病不得其衆也”“恐不逮事也”，與其他文獻關于武王伐纣前的曆史記載正可印證。例如，《逸周書·和寤》載武王將出發伐纣，“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召召公奭、畢公高。王曰：‘嗚呼，敬之哉！無競惟人，人允忠，惟事惟敬，小人難保。’”

其文中所述武王對召公、畢公袒露“小人難保”的擔憂，與《大武》通過樂舞表現出來的武王恐不得衆、恐不逮事的形象，正可謂若合符節。樂文化作爲上古華夏文明重要的內核之一，包含了極其豐富的曆史文化內涵，值得學術界作系統的討論。樂舞所具有的記事功能以及爲推動華夏早期文明發展作出的獨特貢獻，也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