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城中學校歌琅琅耳際：「人爲刀砧我爲魚肉，奮鬥何能懈。」中學生傳誦的愛國歌曲也高唱：「大好金瓯將破碎，白山黑水盡魑魅，看我們十年後發揚祖國之光輝。」我就是在這片青年風起雲湧抗日救國的熱潮中，于一九三五年投考南京陸軍軍官學校第十二期。
當時日本軍閥對我壓迫日緊，軍校甚至在北平都不能公開招考，不得不采取秘密招考；相較十期及十一期均錄取兩千人，軍校十二期錄取名額也減至僅六百人。但當時青年抗日報國情緒激昂，考生有大學程度的，亦有小學老師，我以初中畢業程度投考本難錄取，結果竟上榜了，我也因此是十二期中年齡最小的，同期同學甚至有長我十歲的。
南京陸軍軍官學校
一九三五年九月，我于南京通光營房入伍。入伍教育共九個月，相當于文學校兩個學期，除操場教練、體能訓練和步兵班排教練外，以普通科學教育爲主，諸如物理、化學、數學均相當于大學一年級的程度，我也都能輕易接受。外語教育亦受重視，由于學校有德籍顧問，且學軍事者都夢寐有朝一日能到德國留學，我乃選修德文，從ABCD開始學起；記得當時教師是留德的譚醫生及他的德籍太太。此外，三民主義及人生哲學教育也是重點。
我們的軍事訓練在德籍顧問法爾肯豪森上將主導下，完全采德式教育，踢正步時兩手緊貼胯部而非擺手，單兵與班的戰鬥動作要求更是嚴格。這些德籍顧問大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解職的軍官，任何一個小動作如做得不夠確實，必須重做到完全正確爲止，德文的「重來一次」以及「不對，不對」經常在我們耳邊響起。
記得有次一位同學在單兵戰鬥教練匍匐前進時，在山坡上通過稜線過快，德籍顧問竟提起他的雙腳，拉黃包車似地把他從山坡拖下五十公尺遠，命令他重來。這種嚴格的軍事訓練，對我一生的治軍教戰事業産生重大影響，日後我在軍隊訓練中「從實、從嚴、從難」的政策要求即播種于此。
入伍教育前三個月，完全沒有假期，旨在徹底改變學生的生活習慣及觀念，將一個散漫的文學生重塑爲一名有規律、有紀律、有服從性的軍人。初入伍，文學生最頭疼的就是整理內務，臥被須疊成豆腐幹似並用內務板夾出稜角線條，才算合格；洗臉盆內的漱口杯、牙刷、牙膏及洗臉巾挂法都有規定。
文學生常質疑這種內務訓練與打仗有什麽關系，難道到戰場上可以內務比賽打倒敵人嗎？當時內心實在討厭那些檢查內務的班長，尤其他們只知執行規定，說不出這些規定深一層的道理。
直到我軍階漸高，體會到「成于一」是建軍的最高哲理與要求，才領悟出整理內務的軍事哲學道理。
一九三八年，我自南京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任官少尉。攝于湖南零陵陸軍砲兵學校尉官班。
第一次放假，記得是一九三六年元旦，我們入伍剛滿三個月，元旦日前往中山陵谒陵，並由蔣中正委員長兼校長主持團拜。那天不僅軍校學生，包括政校學生及首都黨政機關人員也都參加這次谒陵團拜。我們在通光營房黎明即起，行軍兩個多小時才到目的地，是日正雪後初晴，中山陵的石階上還堆著積雪。
中山陵坐北朝南，谒陵隊伍面北等候校長莅臨，冷冽寒風撲刺在臉上，鼻孔呼出熱氣。校長准時來了，身著黑披風，隊伍敬禮時，他看到一位軍官露出紅色毛衣袖，當面予以糾正。校長覺得北風刺面，指示衆人行谒陵禮前可面朝南站立，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蔣委員長，第一次聽到他甯波口音的官話。
一九三六年，國際情勢暗潮洶湧，日本強占我東北，國際聯盟無能爲力；墨索裏尼進兵非洲阿比西尼亞；英美日軍縮會議規定三國海軍爲五五三比例的協議，這年也將屆滿，所以蔣委員長指出，今年是充滿世界戰爭危機的一年。事實上，中日戰爭即于次年七月全面引爆。
（左圖）廣州之戰我的頭部曾經受傷。這是我的便裝照，證明自己已完全康複，寄慰雙親。
（右圖）那時家鄉已淪爲日軍占領區，我特別穿著便服照相，寄慰雙親。
陸軍砲兵第十四團第二營排長時期。
國際情勢緊繃，國內政局亦瀰漫著抗日戰爭爆發前的蓄勢氣氛。江西五次圍剿取得完全勝利，共軍殘余不足兩、三萬人，侷處陝北；中央軍進駐四川及西南各省；六月李宗仁與陳濟棠發動「兩廣事變」，但和平解決。七月間北伐誓師十周年紀念，于南京明故宮機場舉行閱兵典禮；十月三十一日是蔣委員長五十歲生日，全國發起獻機祝壽，舉行空中分列儀式，空軍以「中正」隊形通過明故宮機場上空，展現堅決抗敵、複興民族的昂揚志節。
按軍校規定，入伍生入伍期滿原應放暑假，但我們因六月一日兩廣事變取消暑假，先行分科教育。入伍九個月，除普遍學科外，軍事訓練都是步兵的班排教練；入伍期滿後，就要以各兵科的軍事訓練及軍事教育四大教程爲主，也就是戰術、兵器、地形和築城。
我分至砲科，當時是各科最爲吃香的，是大多數學生的第一志願，須以考試篩選，所以一般認爲砲科較重視學科，學生素質也高。那時其他兵科學生仍是穿草鞋、打綁腿，只有騎兵科及砲兵科穿馬靴，看來氣宇軒昂，也成了吸引年輕人的一項誘因。我們升學後，由通光營房移駐黃埔路校本部的砲標營區。
我們原定一九三六年年底下部隊實習，任下士班長三個月，但十二月十二日驚傳西安事變，部隊又進入動員備戰狀態，因此部隊實習三個月規定被迫取消。
西安事變是震驚全球、改變中國曆史的一件大事。記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早晨，全校官生在校本部大講堂集合，政訓處長滕傑報告說張學良叛變了，劫持領袖；教育長張治中也痛罵「張學良這個東西」；軍校官生聞訊義憤填膺；教導總隊長桂永清更不待命令就將相當于一個師，最精銳的教導總隊全總隊開往潼關出發。全國則陷入一片低氣壓。
中央處理西安事變采和戰兩手策略，一面任命何應欽爲討逆總司令，准備用兵；一面由蔣夫人主導談判，以期和平解決。蔣夫人親赴西安，促使張學良悔悟，于十二月二十四日耶誕夜親送蔣委員長到洛陽。蔣委員長脫險，舉國欣喜若狂；整個南京城瘋了似的，庫存照明彈和曳光彈一夜間都打光了，鞭炮聲響徹通宵；中山路和太平路上青年男女跳起舞來；連一向嚴守紀律的軍校學生也抛開校規，湧至街上狂歡。
然而，日本軍閥眼見國共十年內戰止息，全國和平統一，深恐無法再收中國內戰漁利，侵華迷夢難以實現，因而不能再等。一九三七年，終于爆發七七蘆溝橋事變，燃起中日全面戰爭。
八一三上海戰役緊接著爆發，八一四日本空軍轟炸南京，軍校師生避處江西九江五個月後，原則上決定遷校至四川成都。但南京失守，部隊基層幹部傷亡甚重，需求孔急，十二期因而決定提前半年畢業。
軍校畢業
一九三八年元月二十日，軍校十二期在武昌舉行畢業典禮，蔣校長親臨主持訓話。抗戰半年多以來，日軍三月亡華夢想已被粉碎，但我方也遭受重大損失與失敗；蔣校長認爲失敗主因在于學術不如敵人，唯有提升軍官素質才能克敵致勝。
畢業後我們一面接獲分發命令，一面獲准返家省親。睽違兩年半，家人終于團聚，母親尤其高興非常；她說當年父親外出東北隨三舅爹爹工作，深夜回家僅喊一聲「媽，我回來了」，祖母就聽到起來開門；她責怪我沒喊一聲，否則她一定第一聲就聽到了。
我回鄉時抗戰爆發雖已半年多，但蘇北似無任何戰爭景象。我在家只能逗留十天，此次一別不知何時才能再聚，全家人乃到鹽城小住兩天，也是母親第一次進縣城，第一次見到城牆，第一次坐黃包車，我發願日後要帶母親到江南等大都市玩玩。我們也拍了一幅全家福相片，不料這竟是母親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拍照；也是家人最後一次的團聚。
十天休假結束，我將軍校所發置裝費、旅費及月薪約三百銀元交付父親，在當時是一筆不小數目；然後經由徐州、鄭州、武漢到湖南零陵砲兵學校報到。我分發到砲校尉官班，接受砲兵初級軍官專業教育，課程重點在觀測與射擊。
砲校受訓期間，傳來台兒莊會戰捷報，殲滅日軍板垣師團，但也預告全面徐州會戰即將開始。
抗戰之初，我陸軍缺乏砲兵，蘇聯乃援助我762野砲及115榴彈砲數百門，成立砲二十團于湖南祁陽。我砲校尉官班結業後，原擬分發至砲二十團一營三連任排長；那年我二十歲，正是個純潔熱情、幹勁十足的青年軍官。
適此際，我在軍校的隊長林路生，軍校六期留英；在新成立的砲十四團當營長，該團裝備德式150榴彈砲，不同于蘇聯援我的馬拽式火砲，乃當時最進步的汽車牽引砲，十四團急需幹部，我們幾個同期畢業的同學便至湖南耒陽砲十四團報到。
我被派至二營五連擔任觀測官，團長洪士奇黃埔二期留德，營長鄭瑞六期留德，連長劉鵬翼東北人，是砲兵監劉翰東的侄子。這個連由原東北軍改編，士官兵也都是東北人，裝備從原來的騾子拉砲改爲新式汽車拖砲，尤其是國內口徑最大、射程最遠的新砲，部隊官兵自然士氣高昂。
但連內士官都已年過三十，卻由我這個二十郎當、尚無太多部隊經驗的軍官來帶領，幸好大家相處還算融洽。
與父母弟妹全家合影。依序左一爲大妹錦春；母親與三妹爭春；我立于相片中；父親右側爲大弟仲春與二妹秀春。
腦中遺留七十多年的砲彈碎片
抗戰進入第二年，由廣州經香港是我抗戰後方通往海洋的唯一交通路線，七、八月間本連奉命開往廣東第四戰區，配屬虎門要塞，官兵從湖南耒陽乘粵漢鐵路運到廣州報到。
當時日機每日均轟炸粵漢鐵路，粵漢鐵路通過嶺南地區，隧道很多，我們到達粵北曲江後，日機集中目標專炸銀盞坳鐵橋，每日白晝發放警報，裝載本連火砲及裝備的列車開進隧道，晚間鐵路工程隊則全力搶修被炸的鐵橋，甫修好，第二天清晨日機又來炸了。如此白天炸、晚間修，連續達兩周之久，終于有一天鐵橋可以通車了，我們才緩緩通過頻炸頻修的銀盞坳鐵橋，駛向廣州，向虎門要塞司令郭思演將軍報到後，部隊奉命駐紮魚珠村。
全連官兵到廣州後，許多人染患瘧疾，我也不例外，每隔一天便發冷發燒，當時有效藥品是金雞納霜丸，但供應奇缺。
十月初日軍在大亞灣登陸，戰況發展很快，我們僻處魚珠村，與戰情隔閡，也未接到任何指示，完全沒有戰爭任務。忽然在十月二十一日晨，聽說長官部已經撤離廣州了，但我們卻未接到任何撤退命令，一個小小的連級單位，根本被長官部遺忘了。
我們車隊于是從魚珠村出發，沿魚珠、廣州東山公路行進，准備穿過廣州市後，經從化到曲江去，但尚未到東山，日機就臨空掃射，子彈打到地上冒起似雨點的火光，我坐在觀測車上，左邊的駕駛中彈身亡，我的頭部也受傷流血不止，後座觀測士或陣亡、或受傷，領隊的劉連長抵達東山時，日軍的戰車已先到了，迎頭就把劉連長打死了，我們只得棄車帶傷徒步進入空無一人的廣州城，然後乘民船沿北江前往曲江。至于砲車隊，雖已過了廣州，但那時從化附近的橋已被日軍炸斷，由德國買回的新式150榴彈砲四門，連同車輛只有忍痛棄置了。
我們在日機掃射時分別棄車徒步，原來的編組隊伍自然是沖散了，我在路上撿到一枝派克鋼筆，不知是誰遺落的。當時連上有一位汽車修理佐，是胡適的族姪，撤退中也失散了，生死不明。當我們沿北江到韶關，乘火車返回耒陽，查詢胡技佐下落時，竟發現我撿到的鋼筆是胡技佐的，證明他並未陣亡，後來果然平安歸隊，我也將他的鋼筆奉還。
衆人抵達曲江後，轉至湖南耒陽原駐地，接著調撥三門砲及車輛，重新整編。我頭部的傷亦已痊愈，無任何後遺症；我寫了一封信給父親，說頭部曾害患外症，父親心知肚明，數月後接回信，只說「汝頭痛，我心痛」。
腦傷雖愈，但留有彈片，我全無知覺，直到七十五年後我健康檢查，腦部斷層掃描竟發現金屬反應，原來日軍贈我的彈片已共存七十五年了；我常自諷，年已近百而思維無老態，也許是這粒彈片起了積極的作用，特將二○一三年七月二日的斷層掃描原報告收入書中，以作佐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