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心保護侄女和部下
1968年夏，專案組在突擊審訊彭德懷的同時，也把矛頭指向了他的親屬，企圖找到重要證據從而進一步加害彭德懷。
深秋的一天早晨，北京汽車制造廠掌權的造反派組織以開會爲由把彭梅魁騙到北廠的一個附屬分廠。彭梅魁一到就失去了自由，被強令交代揭發彭德懷的問題。
彭梅魁不是第一次面對這些狂妄蠻橫的造反派了，她特別冷靜地拒絕說：“我伯伯的事是黨內的事，是中央的事。我沒有資格去打聽，你們就更沒有資格去過問了！”
幾個造反派惱羞成怒，抽出一尺來長的木棒，劈頭蓋臉打下來，一邊打一邊罵：“彭賊的狗崽子，看你說不說！”
彭梅魁咬緊牙關，打死也不說。造反派見彭梅魁軟硬不吃，就退出去商量辦法。
下午，彭梅魁要求上廁所，在走廊裏對押解她的女造反隊員說：“我怕把我的手表也打壞了，你能不能替我暫時保存一下？”
姑娘一撇嘴：“我不管你的臭事！”回頭就向上司打小報告了。
爲此，彭梅魁又遭到一頓毒打。
造反派一時還不敢把彭梅魁扣留下來，當天晚上，他們吹胡子瞪眼睛之後，就放她回家了。
那一夜，彭梅魁渾身痛得睡不著，張春一給她上藥療傷。她對丈夫說：“我要是被他們打死了，你要照顧好三個孩子。我媽媽有我弟弟管，我就是放心不下我伯伯。他現在關在什麽地方也不知道，以後要不要繼續給他送東西呢？”
張春一說：“當然要送。我不是早說過了，他不僅是我們的伯伯，更是革命老前輩。”
一連幾個月，造反派還在不斷威逼彭梅魁寫交代材料。那個時候，彭梅魁還不知道囚禁中的伯伯正爲保護自己的親人而思考對策呢。
1969年初，中央專案組要求彭德懷寫出關于他和彭梅魁關系的交代材料。
彭德懷明白，侄女現在也被立案審查了，處境一定非常艱難。
他考慮再三，以《彭梅魁什麽時候來過我處》爲標題，寫了一份材料：
彭梅魁是我的大侄女，在北京醫士學校畢業後，到汽車修理廠做護士。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每逢年節、星期天來我處，但不是每星期天都來，大概每月總有一次或兩次。1962年1月她分娩後，在我處休養了近月。
1966年12月22日晚，我在成都市住地被捕，約27日黃昏到達北京地質學院，當晚即由紅衛兵和警衛師某負責人，押我至某部看管。成都和北京氣候大不相同，我穿著單薄，到京時已感冒，至1967年1月下旬，皮膚炎大發，癢痛異常，已成潰瘡，後經軍醫注射得治愈，換洗衣服和其他日用必需品也無。
某負責人問我，北京有無親屬和朋友，我當告以彭梅魁住址，及成都工作機關警衛員景希珍，此外無其他親友。某負責人叫我兩處都寫信，他替我由內部關系轉送。不久即由警衛部隊內部轉來彭梅魁糧票30斤，買來襯衣鞋襪等。
以後，我請她替我買來列甯選集四卷，馬克思恩格斯兩卷集，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毛主席語錄，十一中全會後有關小冊子等，還買了一個小收音機（晶體管）。去年夏已將小收音機退還給她了。由某負責人轉去我給景希珍同志信，請景在我積存款項內，酌量付還彭梅魁的錢。所有書籍、用品（牙膏、牙刷、毛巾、衣服、鞋襪）等，都是由看押部隊負責人經手交送的，我和彭梅魁以及成都景希珍同志，都沒有直接授受過任何東西。從去年7月以後的糧票和夥食費用，景希珍沒有再寄來。同時，彭梅魁從去年4月以後，也沒再寄日用品了。
彭德懷
1969年1月16日
因爲半年多沒有接到景希珍的彙款，彭德懷寫完這份材料以後，又給景希珍寫了一封信，交給監護部隊轉寄。他在信中寫道：
我需要訂些報紙，還要買些肥皂、牙膏；衣服也爛了，身上的痤瘡已化膿，我沒襯衣換洗，也需添置一些；我的老花鏡度數不夠了，看書不行了，需要另配。每月23元生活費交了夥食費後，剩下的錢很少了，可否每月在我的存款裏多給我幾元錢？
是年3月，專案組又要彭德懷詳細交代彭梅魁和他來往的情況，4月又派調查人員當面審問。彭德懷以問答的形式寫了補充材料：
關于彭梅魁的來往問題
她是我的侄女，常來我處，上月已做了詳細交代，現在補充呈述如下：
問：你們來往什麽信件？還有什麽人和她一同來？
答：過去沒有信件來往，1955年她畢業後到汽車工廠當醫士，別人不知道她是我的侄女。在1959年廬山會議我犯錯誤時，她把此事報告了工廠黨委，說她是我的侄女，並想去看看我，當時廠黨委同意她常來我處看看。
上述這些話，是我離開中南海搬到北路門不久時，她來我處談的。我說，犯了錯誤，你以後不要再來了。
她說：犯了錯誤就改正呗。她還說，在醫務業余大學學習，家裏小孩鬧翻天，很難認真學習好。《矛盾論》和《實踐論》有些看不懂，要我當輔導員。
以後星期日她還是常來我處，但不是每個星期日都來。她的丈夫名張春一，在人民解放軍某軍醫學院畢業，在汽車廠當醫生，有時也同她一道來，多半是年節帶著他們的小孩一起來。此人對業務學習比較認真，他不是黨員。此外，沒有其他人同她來過我處。
問：1962年6月你寫給主席和中央的那封長信，她看過沒有？提過意見沒有？
答：我寫給中央的那封長信，她沒有看過，她也不知道有此信。
問：你被捕到北京後，同彭梅魁的來往關系？
答：我是1966年12月底，被地質學院和航空學院紅衛兵捕到北京的，到後來即由解放軍某部和學院紅衛兵共同看管，還有某部負責者（可能是警衛局或衛戍司令部派來的）一同參與管押。
到1967年2月下旬，我沒有襯衣換洗，身上生瘡已化膿。某負責人問我北京有無親屬和朋友。我說，有侄女彭梅魁，在成都市工作機關還有警衛工作者和秘書，此外，就無私人關系了。
某負責人要我兩處都寫信，將需要的東西也寫上，由內部幫我送去。這些，上月已做了詳細交代，不再重複。送來了日用品和購買了列甯主義選集等書，所有送來的東西都附清單，我也給了收條。
有一次我寫上解放軍風格很高，要她向解放軍好好學習。這些也是由看押我的部隊負責轉給我和送出去的。此外同彭梅魁就沒有別的來往。
彭德懷
1969年4月6日
細讀彭德懷寫的材料，可以清楚看出他當時的思路：以平實無華和細致入微的敘述，說明與彭梅魁的關系是正常的親屬關系，沒有什麽不可告人之處，信件和物品的傳遞也是由看押部隊做的。但是，恰恰在生死攸關的1962年長信手稿的問題上，他輕描淡寫，一語帶過：“她沒有看過，她也不知道有此信。”彭德懷不露聲色地掩護了保存著手稿的彭梅魁。
彭德懷被抓走後，他的警衛參謀景希珍、秘書綦魁英、炊事員劉雲日子就不好過了，他們被迫揭發彭德懷的“罪行”，交代自己的問題。外調人員到北京，通過中央專案組，逼彭德懷寫材料。
1969年夏天，周淑身來京時與女兒、外孫們合影
1970年7月11日，彭德懷寫了劉雲的材料：
我于1965年十一二月間，黨中央分配我到成都參加三線建設工作，黨的西南局管理機關派劉雲到我處做煮飯工作。他的老婆病了吃不下飯，我還存有一點點（只有幾錢）白木耳交給了他。當時劉說不要，留給自己吃吧！我說，沒有病，留著無用，你拿去蒸湯給病人吃，也許對通腸有幫助。此外沒有給過其他東西。我記得，他也沒有向我借過錢。
劉雲一家六口人，靠劉雲一人工資維持生計。四個孩子讀書交不起學費，彭德懷在1966年春節後，給劉雲20元，讓他爲孩子交學費。見劉雲妻子多病，缺營養，彭德懷還幾次請劉雲一家人與他同吃銀耳湯。
他看過《歐陽海之歌》以後，把這本小說交給劉雲讀，要劉雲學習歐陽海一心爲公的革命品德。幸虧這樣，這本有彭德懷兩千余字珍貴批語的《歐陽海之歌》才得以保存下來。彭德懷在寫劉雲的材料時，這些情節都回避了。
是年7月31日，彭德懷寫的“關于景希珍、綦魁英問題”裏說：
我給過景希珍和綦魁英什麽東西沒有？有兩套草綠色軍服，我穿小一些，我已不是軍人，也就不穿軍衣了，我給了他們各一套。此外未給其他東西。
景希珍、綦魁英和趙鳳池與彭德懷朝夕相處十幾年了，他們把全家從北京遷到成都，與彭德懷同住永興巷七號平房大院。彭德懷對身邊的老部下以及他們的家庭一貫關心愛護，過年過節出錢請幾家人一起團聚共餐，還給孩子們發糖果，贈文具盒、鉛筆等學習用品。誰家經濟有困難，他就資助。
1966年秋天，“文革”逐步升級，社會動亂，景希珍妻子張玉蘭病重，子女多，經濟陷入困境。彭德懷把平時省吃儉用攢下來的3000元給了景希珍，讓他爲妻子好好治病。景希珍不忍心用這筆錢，于是將3000元存入了住地附近的暑襪街郵局儲蓄所。
後來，被關在北京的彭德懷缺錢用，景希珍與綦魁英去儲蓄所取錢，准備寄給彭總，但錢被凍結了，未取到。在北京吳家花園時，爲了治綦魁英家中聾啞女芳芳的病，彭德懷說：“走遍天下也要將芳芳的聾啞病治好，綦秘書錢不夠，我給！”可惜治了多年，芳芳仍然是個聾啞學生。彭德懷寫景希珍、綦魁英的調查材料時，這些重要情況只字未提。
彭德懷在遭難的時刻仍爲他的老部下著想，盡其所能防止他們受到牽連，保護他們全家人的平安。
就像彭家圍子必定要遭殃一樣，彭德懷住過六年的京郊挂甲屯也不能幸免，“文革”的風刀雨箭朝所有與彭老頭有過交往的普通農民飛來。
有一個中年莊稼漢，就因爲說了一句“彭老頭是個好人”，就被批彭的造反派打得口鼻流血。在批鬥會上，造反派用拳頭逼他交代，爲什麽敢爲彭德懷擺好。
這個老實的農民抹一把臉上的血說：“我媽活著的時候，常和彭老頭聊天。有一次，他們倆說起生辰，我媽那年66歲，彭老頭說了句笑話：‘六十六，不死也得掉塊肉。在我們湖南老家，七十不留過夜，八十不留吃飯，怕死在外邊啊！’他們倆哈哈大笑，我在旁邊看到的。三年後，我媽過世，彭老頭到我媽靈位前行禮，臨走放下五元奠儀錢。有大元帥給我們老百姓鞠躬的嗎？這樣的大官才是共産黨的好幹部……”
認死理、不聽邪的莊稼漢又惹來一頓毒打。然而，批彭的惡雲毒霧遮不住挂甲屯群衆心中的巍巍豐碑。
曆盡磨難的手稿
1967年7月底，華夏大地上槍炮聲不絕于耳。江青的“文攻武衛”講話如原子彈的沖擊波橫掃全國，爲兩派的武鬥火上澆油。冷兵器的械鬥迅速升級爲現代化武器的攻防戰。中國的老百姓在驚恐萬狀中眼看著“文化大革命”演變成“武化大革命”，嘴裏還要跟著說“形勢大好，不是小好”。
憂心忡忡的彭梅魁跟張春一商量：“給老家寫了好多封信也不見我媽回信，我都要急死了。現在最不放心的是伯伯托我保存的手稿，再就是我媽和兩個孩子。老太太耳朵聾了，反應又慢，一旦紅衛兵再來家裏鬧騰可怎麽辦呢？我真想回去一趟。”
張春一說：“到處都在武鬥、死人，鐵路上也很危險，我哪能讓你一個人走呢？要回去，得咱倆一起走。”
于是，兩個人請好假，冒著酷暑擠上了破舊肮髒的南下廣州的火車。因爲沿途的兩派武鬥，交通時常受阻，他們吃盡了苦頭。滿身汗漬地熬到了株洲站，火車也不往前開了，兩口子暗自慶幸，總算到了離老家最近的地方。可下了火車，沒有高興多一會兒，他們的心就沉了下來，因爲在混亂不堪的株洲市竟然找不到任何長途汽車。
情急中，彭梅魁想起株洲有她的一門親戚，只好投親靠友，先落個腳。
找到親戚的家，彭梅魁喜出望外，原來出來開門的是堂哥彭鵬。
“大哥，怎麽在這裏碰到了你？”
彭鵬說：“我這個芝麻官早就給免了，批鬥我的陣勢也見識了不少，躲到株洲清閑了幾天，正想回家呢。”
“我們想回家看看媽媽和孩子，可怎麽也找不到去石潭的汽車。大哥你可有什麽辦法？”
彭鵬拍拍大腿：“這個荒亂年月得靠咱們的11號車（即兩條腿），你們跟著我走吧！”
從株洲到烏石的鄉間土路，仿佛都印在了彭鵬的頭腦裏。彭梅魁和張春一跟著路熟人熟的大哥上了路，穿山越嶺，整整步行了兩天一夜，才回到彭家圍子。
從天而降的女兒女婿把周淑身嚇了一大跳，她嗔怪道：“梅魁，這麽長的時間，你怎麽連一封信也不給我回？”
彭梅魁這才明白，天下大亂，連老百姓的郵路都中斷了。
周淑身把在外面玩的外孫女喊回來見爸爸媽媽，然後向女兒訴苦：“去年紅衛兵來‘破四舊’，把好端端的桌子、椅子都給砸了，做孽喲！現在就剩下挖人家的祖墳喽！”
她又放低聲音：“梅魁啊，我就擔心那個東西。要是紅衛兵把這老屋子給占了，可就不好辦喽……”
走進老宅院的時候，彭梅魁已經看到了牆上張貼的各色各樣的打倒彭德懷的大標語。考慮到媽媽上了年紀，在如此險惡的形勢下讓她一個人承擔保存伯伯手稿的重擔的確是難爲了老人家，所以此時此刻只有找堂弟了，相信一個屋檐下生活的侄子總會爲二伯母壯個膽。
她和張春一商量以後，就去找彭康志，說明手稿一事的來龍去脈，讓堂弟參與保護這些浸透著伯伯心血和淚水的珍貴資料。
彭康志聽罷，沒有任何遲疑就爽快地答應了。姐弟倆研究後決定，手稿還是不要藏在家裏。誰能保證那群如虎似狼的造反派不再來了呢？
第二天，彭梅魁和彭康志到屋外物色埋藏手稿的地點，一是家門左邊有幾棵枇杷樹的那塊平地；一是從屋子右邊向上走到山腳，在彭家兩位烈士的墳墓旁，有塊自留菜地。這兩個有記號的地方都行，彭梅魁讓堂弟擇其一挖洞。
“這個地方只有你、我和我媽媽三個人知道，千萬不能透露出去。”彭梅魁叮咛彭康志，“這可關系到咱們彭家人的生死啊！”
當天晚上，彭梅魁把竈腳下的瓷壇子挖出來，交給彭康志。夜半時分，彭康志帶著鐵鍬，抱著瓷壇子悄悄出了門。他輕手輕腳地走到菜地裏，蹲下身來四下張望，星光下的山野黑幽幽的一片，沒有發現可疑的影子；側耳細聽，除了山風嗚咽，也沒有聽到可疑的聲響。在確信四周安全無虞之後，他動作利落地把瓷壇子埋入土中。
轉眼間到了11月，彭康志看公社的造反派和學校的紅衛兵不到彭家圍子亂竄了，擔心手稿在地裏受潮黴爛，又趁夜色把瓷壇子挖出來，放到家裏閣樓上保存。夜深人靜的時候，他把伯伯的手稿取出來，躺在床上細細地讀。伯伯忠于革命忠于黨的崇高品德躍然紙上，他深深被手稿中的內容吸引住了，更堅信伯伯沒有錯。
有一天，北京的彭康白突然回來了。他說：“文革的形勢越來越混亂，我姐姐的處境也不好，她不放心伯伯的手稿，讓我回來看一看。我姐說，如果連累了康志，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就把材料燒了吧！”
周淑身和彭康志都不同意燒掉手稿。彭康志說：“伯伯寫的真是好，這些材料特別寶貴，不能毀掉。再說，我既非黨員，不怕丟黨票，又無官可罷，就是個滿腿泥的農民，怕他們個鳥！造反派能把我怎麽樣？！”
彭康白在家裏住了幾天，感覺烏石一時還比較平靜，就告別了母親和堂兄嫂，回北京去了。
1968年春天，烏石公社“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再次掀起批彭高潮，風聲又緊了。7月，公社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村裏，有一天押著一大群所謂“彭德懷的黑爪牙、辯護士”和“五類分子”，敲鑼打鼓到彭家圍子遊行示威。宣傳隊員喊著口號，進屋子裏四處搜查。彭康志早有准備，已經把伯伯的手稿穩穩妥妥地藏在豬欄邊的爛草窩裏。夏天，周淑身送兩個外孫女回北京上學，順便把手稿的保存情況告訴了彭梅魁。
1969年4月，彭梅魁送媽媽回老家，決定把伯伯的手稿帶回北京保存。
彭康志從枕頭底下把伯伯的手稿拿出來，交給了堂姐。彭梅魁翻看了一下，發現紙頁邊角處有點磨痕，個別紙頁有受潮留下的小斑點，但整個材料完好無損。她把伯伯的手稿貼在胸口，欣慰地說：“康志啊，真難爲你了！伯伯的材料保存下來了！”
彭康志說：“也不知道伯伯現在怎麽樣了，這些材料是伯伯交給咱們的，拼死拼活也要保住。梅魁姐，今後就靠你了。”
彭梅魁把伯伯的手稿帶回北京後，專門做了一個帶夾層的小樟木箱子，把手稿小心地放進夾層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