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讀灌溉
我生長在農村裏讀書的家庭，雖然未曾親自做農事，對于春耕夏種秋收冬藏的過程卻是自幼耳濡目染。
灌溉是件重要的事。我家在河北的田地有大風車一部，在河南有俗稱洋風車的荷蘭式風車一部，當時也以擁有幾部風車代表田地多寡。
大風車有八個帆，轉起來很是威風，過年時我們在其中軸貼上「大將軍八面威風」的春紙。洋風車的輸水系統和大風車一樣，但大風車的動力是平面地轉，洋風車則是上下轉。至于小農戶則僅有輸水系統和風車一樣，但是用人力踏，俗稱踏車或踩水車。
我記得父親常想用機器灌溉，也就是用抽水機來代替風車，但當時鄉間幾乎沒有機器，只有大鄒莊的一家糧行用機器打米，似乎是燒油，聽說只須四馬力，打出來的米既快且白，令人贊歎機器的偉大。
肥料也是農業的要項。那時當然沒有化學肥料，主要是糞便及汙泥，所以在鄉間糞便是寶貴的，每天清早有人專門撿取狗糞等物，每家茅坑所存的糞便，如果自家不用，可以出售。汙泥則是蘇北上好的肥料，蘇北河川密布，河底積有汙泥，通常農民收割以後就用鐵夾子從河底取出汙泥，放在船中，叫做攬泥，然後抛至岸上平均置放于水田中當作肥料。
牛是農業主要勞力所寄，養牛、相牛是農民們的要務。牛市場在距郝榮莊東二十五裏的大岡，我曾隨父親前去。農村用的都是水牛，鄉民通常也不吃牛肉，除非牛老死後才有機會吃，質量當然與現在的肉食牛無法相比。
馬背不如牛背
談到牛，父親常說馬背不如牛背穩；未料我日後並未坐上牛背，反而騎上馬背當軍人去了。
民國初年軍閥混戰，蘇北因非交通要沖，鮮受戰禍，但鄉間怕兵是普遍現象，尤記得嬰兒哭鬧時，母親常嚇以兵來到了，小孩就不敢哭了，可見當時的兵如何可怕了。故父親常說馬背不如牛背穩，意在不贊成我做軍人；但我母親的三舅父管寄青是日本士官第一期畢業，北洋時代官拜陸軍中將，做過東北測繪學堂的總辦，也擔任過南通鎮守使。我的三舅袁世寶是保定軍校五期畢業，母系長輩中不少軍人。
現在我當軍人，當然不爲欺負老百姓，在台灣曾聽鄭廷鋒中將說過一個笑話，他說我們這一輩生不逢辰，我們做老百姓的時候，是兵淩駕于老百姓，現在我做了軍人，卻是老百姓淩駕于軍人的時代。台灣現在就是如此，這是民主政治的好現象。
我兒時的玩具在家鄉只有踢毽子、放風筝和梭錢，所謂梭錢是以一個磚頭成四十五度斜立，然後以銅板舉手落下，以遠近定先後，再以遠的勝手優先，以銅板擊近的銅板，擊中了是完全的勝利，兒時樂此不疲，但不是賭博。
這是我生平第一張照片，民國初年照相並不普遍，得老遠跑到縣城的照相館去。也因此，我直到一九三二年鹽城實驗小學畢業，才體驗何謂照相，那年我十三歲。
求學之路
「蟲入鳳中飛去鳥，七人頭上一把草，大雨落在倒山上，朋友半邊不見了。」謎底是「風花雪月」。
「啞子沒有口，惡人沒有心，中間十字路，四邊不能行。」謎底是「亞」。
這些饒富趣味的兒童習字小謎語，是我四舅從北平捎來的圖書中學來的，至今不忘；我的啓蒙教育也與同年代的兒童不盡相同。
我六歲開始讀書，當時村上只有書塾，塾師就是我家對門的宗兄郝蔭嘏，號叔棠，比我父親還年長。那時與我同年齡或稍長者讀的都是古書，從《三字經》、《千字文》到四書；我讀的則是新式小學的課本，從「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啓蒙識字，那還是北洋政府時代的書本，書上國旗是紅黃藍白黑的五色旗。
八歲後我改從王以智先生，王老師是鹽城龍岡人，那時已年高七十多歲，他以郝氏宗祠爲塾，完全采舊時代教法，嚴格要求背書，但並未開講。後來父親教我「演字母」，也就是依寫法或字音教授相關單字，每日習四字，如「人、仁、倫、輪」，王老師也應父親要求如此教學，每日認真習得四字，比死背看不懂的文章有用多了。
父親爲訓練我獨立，六歲就讓我單獨住一個房間，內務自理。九歲我更離家住校，到十五裏外的尚莊小學讀新制小學四年級，那時鄉間還叫做「洋學堂」，以別于舊式私塾。十五裏雖不遠，但須坐船前往，只有寒暑假才能返家，母親當然舍不得，但也只能聽從父親的決定。
北平就學之行
彼時，四舅在北平中法大學教書，三舅賦閑在郝榮莊，三舅的兒子袁錦钰也已屆學齡，我父親和三舅決定帶我及錦钰表弟赴北平投靠四舅就學。
一九二九年秋，我們先由鹽城坐內河輪船到泰州，再由泰州搭獨輪車到長江邊的口崖，這是我第一次親眼見到長江，父親在旁吟哦著「滾滾長江東逝水」。我們到口崖時天色已黑，江輪停泊在江中，我們乘小船上江輪，還記得船名「江順」。啊，當時覺得江輪好大呀！
翌日上午江輪靠近黃浦江的碼頭，迎面許多旅館生意人在爭相拉客，那年代還只有電報，沒有長途電話，無法預訂旅館，也不能事先通知親戚來接船。一個馬車伕二話不說把我們的行李搬上了車，將我們拉到租界一家旅館停下，但我們並不打算住旅館，而是要到楊樹浦親戚家，實際只須幾角車資，馬車伕耍流氓硬要收我們銀元九元三角，顯然是大敲竹杠，雙方就僵持在那裏，我們一行人等于被扣質；最後仍乖乖地付了九元三角，才得以帶著行李脫身。這是我初到大都市，領教了流氓利用租界魚肉鄉下人的惡霸作風。
抵上海時已值初冬，天氣嚴寒。我在這個華洋雜處的城市裏，看到英國婦人蹬著高跟鞋、牽著小洋犬在馬路上走著；也看到日本小男孩依然穿著露膝的短褲，直覺外國人真神氣。我們在上海大約盤桓了十日，父親和三舅帶我和錦钰表弟逛大世界，那兒有各式表演，也有動物園，看到了獅子、老虎、熊及豹子等，兩個蘇北鄉下來的孩子真是大開了眼界。
父親把我們三人送上輪船後，便回返家鄉。我們搭乘的是太古公司的海輪「新銘」，又比江輪大多了，從上海到天津須航行四天四夜。這趟航程，有件事情在我年幼的心中烙下了深刻影響。我在船艙某處看到一塊「華客免進」的告示牌，甚爲不解，經舅舅解說後，才了解當時中國人所遭受的歧視待遇，「新銘」船主乃英國籍，船上某些區域禁止中國乘客進入。我一生堅定強烈的民族思想，自此刻開始萌發。
船在煙台錨泊時，小販上船叫賣大龍蝦，用的銅板比我們在家鄉用的大，號稱「一大子」，當時北方與南方的幣制並不一致。天寒水凍，船進大沽口後，航道已結冰，破冰船來往破著冰，海輪就在滿布冰塊的大沽河中靠了碼頭。
由天津乘火車到了北平，四舅家住亮果廠九號，標准的四合院平房，當時四舅、舅母與表弟錦玺一家僅三口，雖多了我們三個客人，住處還是很寬敞。冬季的北平，家家戶戶升起了鑄鐵的火爐，洗好的衣服在爐邊烘幹，日常菜肴中我頂愛紅燒肉大白菜。
然而，我的北平生活只維持了短短的一個多月。我和錦钰原本准備進孔德小學唸書，惜三舅在北平謀職不如理想，不宜久留，我倆也只好隨他南返家鄉了。但行萬裏路勝讀萬卷書，這一趟上海、北平之行讓十歲的我探頭到外面的世界，在比較閉塞的鹽城鄉間，自然顯得與衆不同了，也成爲我民族思想的啓蒙。
負笈鹽城
一九三○年，我進入鹽城縣立實驗小學就讀，校長是陳墨泉先生。鹽城實小當時是全縣最好的小學，我六年級時學校就實驗民主自治，將鹽城實小稱爲表海市，由高年級遴選出的同學組成表海市政府，我則被選爲公安局長，負責學生的秩序，實是很好的民主實習教育。
鹽城在蘇北中部算是大縣，但比起江南交通設施遠爲落後，初時對外交通全靠內河輪船，後來通海公路完成了，但鮮有汽車往來，偶爾一輛小汽車開到鹽城，鄉民都好奇圍觀。航空交通更談不上了，城東雖也建了一個簡陋的飛機場，但從未看到飛機起降，偶爾在教室內聽到空中嗡嗡之聲，同學們就興奮得一溜煙沖出去往天空張望。
我在鹽城讀書期間，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與母親團聚；學期中父親會來探看我一次，尤其歲末納錢糧時一定要到縣城會面。有次早點未畢，我說要回學校上課去了，父親非常高興，認爲我能夠以學業爲重，不貪戀與父親同享美味早點，特別爲我做了一套呢料學生裝以爲獎勵。當時鹽城的小學生並沒有制服，我一身呢料學生裝在校內很是起眼。
但我還沒穿過皮鞋，都是穿母親做的布鞋；我有個要好同學王朝梁，他祖父買給他的咖啡色皮鞋我穿起來也很合適，這雙鞋就讓兩人共享。有一次我穿著借來的皮鞋回家，鄉親們還未見過孩子穿皮鞋，紛紛投以驚奇羨慕的眼光。
鹽城實小位于城區中心，緊鄰縣政府東側。當時鹽城還沒有地方法院，縣長官派，同時兼理司法；另有承審員掌理民刑案件。當時讀書人多習法政，偏愛打官司，鹽城縣興訟之風頗盛。民國成立雖已二十年了，我偶爾到縣政府內法庭去看審案子，鄉下人還是下跪磕頭，口稱「大老爺在上」，也從未見過律師辯護，司法風氣其實就是拚錢。
當時鹽城縣區以縣政府爲基點，恰好有五條街，宛如攤開手掌的五個手指，一般谑稱「衙門五指開，無錢莫進來」，社會民情與清朝末年並無多大不同，中國國民黨始終未能在社會基層紮下根基，我從小也對腐敗的社會及貪官汙吏深惡痛絕。
一九三一年是中華民族不幸的一年，蘇北水災嚴重，田蘆一片汪洋，學校操場堆滿了赈災委員會運來的大箱餅幹。這年九月十八日，日本軍閥強占東北，張學良采取不抵抗主義，激起年輕人反日仇日的民族思想，發起抵制日貨運動；《生活雜志》鼓吹民族思想廣受年輕人歡迎，鄒韬奮等人的文章影響深遠。
當時對蔣公與國民黨是多方抨擊，宣傳是蔣委員長授命張學良采取不抵抗主義，以致東北輕易失守。但不打沒把握的仗，張學良也清楚，一旦打起來，打不過日本，沒有了槍杆子，就什麽都沒有了。
我就在這年寒假以全班第二名從鹽城實小畢業；次年考取省立鹽城中學，這是鹽城最難考的一所中學，一次只錄取一班五十名，還記得那年作文題目是「積資千萬不如薄技在身」。
當時鹽中校長是彭大铨，本縣人。國文老師余問樵先生；數學老師陳鑒泉先生，我最記得他所說「數學是一切自然科學的基礎」；化學老師喬伏明先生；美術老師好像是沙溝人，他說過我的相貌很不平凡。
中學第二年，校長換由吳德彰先生接任，他是江蘇宜興人，聘了不少江南人做教員，如物理老師韋炳如先生，生物老師路順奎先生，音樂美術老師呂去疾先生，都深得學生歡迎。路老師教生物常帶學生到郊外露營；韋老師講自由落體，曾提到比薩斜塔，沒想到多年後我竟能兩度暢遊比薩斜塔。
吳校長帶來江南籍老師，引起本縣籍教師不滿，暗鬥遂由此而生。有次江南籍老師們在家中打麻將，竟被警察捉賭且鬧到警察局去，分明是本縣籍老師搞的鬼，縣警局此舉亦是要給江南籍老師難堪；但因爲江南籍老師教學深受學生愛戴，學生反而同情他們，對本縣籍老師鬥爭伎倆深爲不齒。爲了這件事，吳校長一年後即離開鹽中，江南籍老師們也與我們道別了。
本縣人杯葛江南籍校長，但省教育廳派來的繼任校長王義珏先生還是江南人；他是蘇州人，學應用化學，此際省教育廳要加強職業教育，將鹽中的高中部改爲應用化學職業學校。一九三五年我十六歲，初中畢業，無意于高職教育，便不能在鹽中升高中了。
九一八事變後，青年反日情緒澎湃；之後又有上海一二八抗日，長城各口的局部抗日戰爭，乃至一九三五年所謂的「何梅協定」，日本對我壓迫日亟，年輕人抗日救國之心愈益高昂，我當然也不例外。何況我母系上兩代都有軍人背景，很自然興起投考軍校的念頭。
適此時，父親的總角之交、朱瑞梧仁伯在南京陸軍軍官學校任中校地形教官，常與父親通信，父親遂決定于一九三五年偕我同赴南京探路。考軍校須高中畢業資格，那時我高中尚未畢業，乃以同等學力報名，當時僅抱著姑且一試的心理，但竟被錄取了。
我們這一代是抗戰的一代，所受戰亂流離之苦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的。上海三個月抵抗，固然粉碎了日寇的「三月亡華論」，但國軍精銳百萬犧牲殆盡；南京大屠殺，黃河決口，災民以千萬計；長沙大火，重慶防空洞窒息，死者以萬計，且僅爲其中荦荦大者。
然而，由于堅信勝利必在我方，長夜盡頭即是天明，犧牲艱苦亦甘之如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