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十月，我再度飛越駝峰，從印度飛昆明回到戰時陪都重慶，參加陸軍大學複試。在此之前，我已在駐印軍參加過初試，大約一百名軍官中我初試錄取。
途經昆明時，我們一群參加陸大複試的駐印軍同學拜望了時任昆明防守司令的杜聿明將軍。杜將軍是位卓越的國軍將領，企圖心旺盛，我們當時雖非他的直接部屬，他仍饋贈每人豐厚的旅費。
陸軍大學
陸軍大學二十期的複試由軍事委員會軍令部主辦，經各戰區初試錄取者齊集重慶應試，我還記得作文題目爲「中庸不可能也」。陸大是當時僅有的最高軍事學府，青年軍官心向往之，尤其抗戰勝利在望，陸大畢業生前途未可限量。以本期爲例，參加初試軍官達一萬，錄取一千人﹔複試錄取率也僅有十分之一，我幸運地名列一百二十位上榜者之一。
陸大創始于一九○六年，課程設計大體模仿德國陸軍大學和日本陸軍大學。當時校長由蔣委員長兼任，實際負責者爲代理校長陳儀，他是日本陸軍大學畢業；教育長徐培根則是德國陸軍大學畢業。校中網羅不少兵學界泰鬥，如蔣百裏（方震）先生、楊耿光（傑）先生、周亞衡先生、徐培根先生等。
陸大修業期三年，主要課程爲以師戰術爲重心的戰術課程，及大軍指揮、軍制、戰史、參謀業務。第一階段爲兵科戰術，亦即以獨立旅或團爲主的聯合兵種指揮；完畢後，照例有兵科見學，本應到各兵科學校，但抗戰開始後，兵科學校不若戰前均集中于南京，故代之以軍官學校的各兵科教育，赴成都中央軍校見習。
一九四五年春我們在成都見學，陸大學員普受軍政首長重視，當時的川軍將領鄧錫侯和潘文華，都在他們的豪華寓所盛宴款待，讓我親身體會四川軍閥從民國以來剝削人民的惡行，所謂「天下未亂川已亂，天下已治川未治」。民國建立三十年以來，可說直到抗戰開始，四川才納入中央政府統治之下。
抗戰進入第七年，由于全面世界大戰展開，中、美、英、蘇爲主的同盟國逐漸轉采攻勢，美軍在太平洋逐島或越島進攻；西歐盟軍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展開空前的諾曼底登陸，向歐洲大陸反攻，勝利的曙光已現。
然而，長夜將盡之際，人民生活更爲困蹙，通貨膨脹讓薪水階級捉襟見肘，軍中待遇已不能用幣值決定，而以實物米爲最重要的待遇。當時一個月薪資只能換得兩碗排骨面；未滿三十歲者，每月補給六鬥米，我都將米條送給已婚同學，補助他們家用。當時在陸大讀書的已婚同學都住在學校附近，年輕的嫂夫人們發炭爐、做煤球、洗衣煮飯，很是辛苦。
陸大複試錄取後，一日我在重慶兩路口上逛街，見一軍官似曾相識，他看我，我也看他，原來是十多年未見、曾結爲金蘭的小學同學沈公典，時任重慶衛戍司令部通信營副營長，住在重慶公園路。此後我在陸大讀書期間，每逢假期大都在公典家過從。
公典的舅舅張汶軍校六期通信兵科畢業，曾留法，算是通信兵界元老，也是公典投入通信兵的原因。張先生在重慶期間已不任軍職，但結交不少韓國光複軍朋友，光複軍總司令李青天和支隊長李範奭彼時常在沈家小敘，我們有時在沈家客廳一起打地鋪。這也是抗戰期間中國政府支持韓國獨立運動的一個見證。
這段時間我也認識了一位令我難忘的革命先進鈕永建（惕生）先生。他是與國父年齡相若、輩分相同的革命同志，江蘇人，也是推翻滿清後第一位江蘇省長。抗戰期間惕老住在重慶山洞4的陸大附近，每逢星期日，總要約陸大的江蘇同學到家中，以簡單午餐招待，勉勵有加。惕老家中挂了他親書的對聯——「奉職當知是公仆，鄉居本分作平民」，這份恬澹的襟懷，我深受影響。
一九四四年諾曼底登陸後，盟國勝利在望，這年日軍雖曾回光返照最後一搏，一度攻陷貴州獨山，震動重慶，但不旋踵即撤回廣西。然就在這年，我接到淪陷區家中來函，父親不幸病逝，悲痛至極，原期望抗戰勝利後回家省父葬母，怎奈四年之間父母雙雙過世，實爲人子終身之恸。
父親于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以古立秋前二日寫了一封信給我，這是他給我的最後一封信，次年六月十三日即逝世了，也是我迄今僅存的他的親筆書信，我特裱畫起來，並複制分給孫子們一人一份，這是他們曾祖父唯一的紀念。
抗戰期間，我雖在抗戰前後方奔波，但仍與敵後的家中通信，這是抗戰期間郵政部門對國家最可貴的貢獻，不過當時主要交通線都被日軍控制，郵件的傳遞只能間關迂回，通常數月始能得到回信。
一九四三年我雖遠在印度，與父親書信未辍，其最後一封寄發時，我仍在印度，但收到回信時已到重慶陸軍大學入學，回信的全文是：
柏村長男悉：半年收到信三箋，遠在萬千裏外，貿易時刻不忘家庭，深得爲人子之道矣。
家中三年以來被洗劫四次，衣物被帳已盡僅存四壁，此全家之大概也。
我的健康，服藥半年，一經起色即遭風波，命也如斯！至調攝兩字，吾淚下矣，總之衰老病窮、憂愁郁怒，已不堪矣。
汝母病不告汝，慮思家誤學，吾病告汝望早歸晤面，吾心慰矣，至所告婚事，吾不慮，汝審慎，地方風雲日甚，一日尤未已也，吾早居南街草屋，平則枯坐，否則遇之筋骨病，行動維艱，其苦可知矣。
半年多，目前才能執筆，故書此以告汝，春間著棉衣所照像，今已不複如前，光陰似箭催人老，亦毋怪也。汝貿易勿謀厚利，圖早歸，余年他囑。
古立秋前二日
昨日晤瑞吾，仁伯之弟，有東歸之說。
父親來信實可爲抗日戰爭期間受難的鐵證：
首先，我是抗戰軍官，但書信都以生意人物身分，因恐一旦被敵僞查出軍人身分，家人必遭危險。
駐紮印度時父親寄給我的信，字裏行間透露出戰爭的無情。
但抗戰最後三年，國共沖突尖銳了，我家在村中算是地主階級，蘇北于抗戰期間被對方占領，初期仍以「抗屬」身分不加驚擾，後期則明顯階級鬥爭，所謂「三年以來被XX四次」，實即對地主的鬥爭。信末所稱「東歸」之說，亦即在敵後民間已預知日本必敗，抗戰必勝矣。
我們這一代是抗戰的一代，所受戰亂流離之苦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的。上海三個月抵抗，固然粉碎了日寇的「三月亡華論」，但國軍精銳百萬犧牲殆盡；南京大屠殺，黃河決口，災民以千萬計；長沙大火，重慶防空洞窒息，死者以萬計，且僅爲其中荦荦大者。然而，由于堅信勝利必在我方，長夜盡頭即是天明，犧牲艱苦亦甘之如饴。
抗戰勝利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漫長八年的對日抗戰終于結束，當夜聞訊舉國欣喜若狂，陪都重慶爆竹聲響徹通宵，全城不夜狂歡。但我在欣喜之余，黯然悲歎雙親已逝，今生永無奉養之日。
蔣委員長在中央廣播電台對全國軍民同胞廣播，宣示我政府處理日軍投降之大原則，不念舊惡，以德報怨。廣播結束後，蔣委員長由副參謀總長程潛陪同，搭著敞篷車沿重慶主要街道行進，道路兩側軍民列隊歡呼，我亦擠在行列當中。未幾重慶也舉行慶祝抗戰勝利大遊行，中國跻身世界四強之一，領袖的聲威如日中天。
勝利後政府展開受降作業，複員淪陷區，接收及處理日俘。我們陸軍大學第二十期則仍留重慶山洞原址繼續課業，並未隨政府複員還都尖峰順江而下，也免去搶機位與船位之苦。重慶戰時原是一屋難求，政府還都南京帶走大批人員後，一時間空房子多至乏人問津。
黑夜終于過去，但黎明似乎仍遙不可及。勝利的歡欣亢奮逐漸退潮後，國家人民又陷入諸多隱憂苦悶當中。我軍民同胞長期浴血抗戰，主要是爲收複失土及維護國家主權，但在一九四五年美英蘇簽訂的雅爾達密約中，我們不得不承認外蒙獨立，被迫喪失一百多萬平方公裏的國土，地圖上的秋海棠一夕之間變成了老母雞。
東北接收亦遭蘇聯阻撓。蘇聯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午夜對日宣戰，至日軍于同年月十五日宣布無條件投降止僅七日，但蘇聯卻悍然進軍東北，將收繳日關東軍五十個師的武器轉交中共。蘇聯不容政府收編僞滿軍，坐視三十萬精壯部隊爲中共接收，埋下日後東北失敗禍因。
毛澤東雖到重慶簽署雙十協定，但國共內戰危機日益緊迫，一觸即發。
國內經濟情勢也愈來愈惡劣，幣值江河日下。尤其勝利前政府曾舉辦黃金儲蓄存款，比如以五萬法幣存款，勝利後可領取黃金壹兩；但勝利後政府片面宣布黃金減半發給，這是嚴重的失信于民。我還記得陸大有位政治學教官段麟峤，曾嚴厲批評政府失信于民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不過，沉悶的低氣壓當中仍有愉悅輕松的片刻。陸大二十期既決定留在四川完成學業，我們遂免去複原的勞師動衆，得以從容學習，偷閑攬勝。
一九四六年春，陸大畢業前參謀旅行，我們經由自流井赴峨嵋。自流井自然資源豐富，既蘊藏天然氣，地下又有鹽分，抽出地下水就引天然氣燒成鹽；四川之所以成爲「天府之國」，食鹽無虞是很大的優勢。有些內陸省份如江西、湖南，最怕食鹽封鎖，一九三五年國軍即以食鹽封鎖的碉堡政策，逼使對手放棄瑞金根據地，進行所謂的兩萬五千裏長征。
峨嵋山麓有座報國寺，抗戰前蔣委員長曾于此辦軍官訓練團。峨嵋山標高三千多公尺，我們分兩天攀登，第一日夜宿萬年寺，第二日登極峰到金頂。
山上佛寺很多，皆供奉普賢菩薩，登山坡度陡峭處，一級只合半腳寬，我們這些年輕軍官拾級時尚不敢回顧，信佛的老太太們卻一級一跪，口念阿彌陀佛，居然可登上金頂，信仰的力量令人動容。
到達金頂已是午後，放眼望去，雲海及日光反射交織成一片「佛光」。日後在台灣，張大千先生送我一幅以金頂爲景的山水畫，我因曾經身曆其境，份外覺得賞心悅目。
分發陸軍總司令部
一九四六年夏季，我從陸軍大學畢業。此際中央政府已完成還都南京，爲准備制憲行憲，中央政府軍事體制做了徹底調整，原爲最高統帥部的軍事委員會撤銷，改組爲行政院內的國防部，參謀總長爲元首軍令系統幕僚長，下轄陸海空軍及聯合勤務總司令部。陳誠（辭修）上將被任命爲改組後第一任參謀總長；顧祝同上將于第三戰區結束後，出任第一任陸軍總司令。我躬逢其盛，陸大畢業後即奉分發至陸軍總司令部第三署（作戰署）當中校參謀。
國防部及參謀本部在南京黃埔路軍校原址，陸軍總部則在黃埔路的砲標營區，恰是我在軍校讀書時的營區。曆盡長期抗戰，跋涉大江南北，八年後重回舊地，倍感親切。
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危機日亟，從「邊談邊打」演變至「全面動員戡亂」。依原組織功能，陸軍總司令掌理全國陸軍整建任務，並不負指揮作戰責任，但自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內戰範圍日漸擴大開始，國防部參謀本部直接包辦了陸軍整建事宜，陸軍總部的幕僚反而並無太多業務，顧總司令實際上又負起指揮作戰的任務。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原鄭州綏靖公署主任劉峙遭免職，由顧祝同上將負責指揮鄭州綏署轄區的作戰，而將鄭州綏靖公署改爲陸軍總司令部鄭州指揮所，南京陸軍總部的重要幕僚都調到鄭州指揮所。
是年初冬，南京高級住宅已開暖氣了，一日顧總司令在官邸召見我，囑我當日下午即隨他到鄭州去。
陸軍大學二十期同學，畢業後分發到陸軍總部的有仲偉成、黎克諧、潘光建及我，這次都被顧總司令帶到鄭州。我的任務是隨從參謀，爲顧總司令整理二次大戰戰史，尤其是太平洋戰史，並向他提出報告。
顧墨公是非常厚道、能容能忍的高級將領，深獲蔣委員長信任。抗戰前中央進軍西南時，也只有顧墨公能取得地方軍頭信賴，透過他居間溝通斡旋而歸順中央，形成抗戰前軍政軍令統一的團結情勢。
顧墨公乃江蘇漣水人，對我這同鄉後進尤其是陸大畢業生，自然加意培植；他也從我的戰史報告中考核我是否可造之材，我的感受是，墨公對我這二十六歲的年輕軍官是相當賞識的。
一九四六年我從陸大畢業後，江北已完全爲對手占領，我無法回鹽城掃墓探親，弟妹們則逃離了老家到蘇州暫住，三舅袁世寶也偕同表弟錦琨、錦瑤同住蘇州我家。
其時仲春弟已結婚並生有一女，家用統由我供給，家務則由大妹錦春掌理。弟妹們因八年抗戰而失學，我仍勉他們繼續求學，除大妹外，仲春進入複旦大學，秀春和爭春也分別進入中學，稍盡我做兄長之責，亦惟此可告慰父母在天之靈。
我隨顧總司令駐鄭州約半年，原服務的砲兵十二團第二營亦移駐鄭州配屬鄭州指揮所，原任營長他調，顧墨公有意培養我的經曆，而且當時砲十二團團長杜顯信少將也希望我去接任營長，我遂于一九四七年元月到職任營長；但顧總司令仍交代我每周向他提出戰史報告一次。換言之，我既任營長，兼任陸軍總司令的隨從參謀，這兩項工作我都勝任愉快。
一九四六年春，國軍整編二十六師在棗莊被殲，原徐州綏靖公署主任薛嶽調職，原徐州綏靖公署的作戰指揮也交付顧總司令，乃將徐州綏靖公署撤銷，改爲陸軍總司令徐州司令部。此際顧總司令的主要任務是整個隴海線的剿共作戰指揮，所以陸軍總司令除在南京設有陸軍總部，另有陸軍總司令徐州司令部，陸軍總司令鄭州指揮所，主要成員都調往徐州和鄭州。
隨著顧總司令常駐徐州司令部，砲十二團第二營也移駐徐州，營部駐在徐州近郊，我一則整訓部隊，一則仍每周向顧總司令報告戰史。
調往沈陽
一九四七年夏，爲解東北四平街之圍，砲十二團第一營營長唐象煥已先調往東北支援，其後團部亦率第三營營長羅先書開往東北，因此砲十二團僅我所率第二營仍駐關內。當時國軍155口徑以上算是重砲兵了，155重砲各戰場都視爲寶貝，照理說，爲肆應關內剿共戰爭需要，155重砲至少應留一個營在關內，尤其當時徐州已是主要戰場，然而，國防部仍將關內僅有的一個重砲營調赴東北。
一九四七年夏末，砲十二團第二營奉命調往沈陽，駐在鐵西區日本遺留的營房內。鐵西區本是沈陽的工業區，但經蘇軍占領後，工廠設備均已被拆走，所有煙囪都不冒煙了。那時沈陽的街道邊還擺著日本人地攤，賣些收音機、照相機等物。戰敗的日本人雖然看來可憐兮兮，但有些機關還是得借重、留用他們，像秦皇島港口還是用原來的日籍領港。進駐沈陽的國軍高級將領都接收了原來日本及僞滿的高級住宅。
一九四七年秋天，國軍在東北已被迫采取守勢，長春孤懸，沈陽、錦州和營口間的國軍主力雖尚完整，但沈陽對外交通時通時斷，軍民的糧食供應已很困難，以高粱米爲主。關內去到東北的人，對高粱米很難下咽，如果有一餐能吃到白米或白面，便算是打牙祭了。
此際負責東北作戰指揮的是陳誠將軍，兼任東北行轅主任。但陳將軍胃疾已重，勉強以帶病之軀出任。當時在沈陽周邊的國軍有劉安祺的七十一軍，王鐵漢的四十九軍；廖耀湘第九兵團是主力，轄新三軍、新五軍、新六軍以及青年軍二○七師羅友倫部。
共軍發起冬季攻勢，第一個目標是在法庫的新五軍陳連達部，其時已被林彪包圍。廖耀湘指揮新三軍與新六軍解陳連達之圍，砲十二團第二營配屬新三軍，由軍長龍天武指揮。
我（後排右一）與同僚在沈陽。
一九四八年，砲十二團三個營都移防東北剿共，可惜戰局已居守勢，長春孤懸于外。同年六月我離開沈陽，十月，遼沈會戰的悲劇不幸發生，我幸免于難，戡亂戰局即于年底全面失敗。
營長任期，冬日沈陽
